新中国成立头七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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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头七年既是新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断调整的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的不断变化是其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党和政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的二重性判断是其政策不断变化的根源所在。党在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中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整合与意识形态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至关重要,它既关涉到现代化的实现,也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头七年;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4-0036-05
中国人民经过百年的抗争和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带领人民相继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还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考察新中国头七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难发现:随着国际国内主要矛盾的转移,党在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上侧重点有所不同;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在互动中实现了社会的有效整合与意识形态的重构;而党和政府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的二重性判断是其政策不断变化的根源之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实践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我们今天制定切实可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启示。鉴于此,本文着力从中心工作和政策变动、政权归一和思想多元、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等三个方面对新中国头七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简单的梳理、分析。
一、中心工作与政策调整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发展、富强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前提。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各项民主改革任务复杂繁重;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孤立、封锁和遏制的政策。因此,能否果断而坚决地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直接牵涉到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显然,此时党和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1]1。这一开天辟地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重组必然会带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地位的剧烈变化,引发社会冲突。为了实现社会的稳定,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强调:“绝不可树敌太多”,“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2]75-76。知识分子作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实现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党和政府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强调的是以争取和团结为主,以教育和改造为辅。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3]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则采取“通过教育说服的方式,积极鼓励其前进”[4]425。
1951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基本好转;镇压反革命运动胜利结束,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各项社会改革有序进行;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中朝两国军队英勇善战,把美军赶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事实雄辩地证明:新中国已经逐步站稳了脚步。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微调。在1951年下半年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党和政府发现有些干部和不法资本家的勾结是干部贪污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认为,应“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5]646来看待。当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照此推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由团结为主到教育改造为主的转变就实属必然了。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5]482-483
1952年,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就在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及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度的问题。党中央认为,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6]。接着,相继发动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及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场批判有左的错误,但这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创造了思想前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部环境日益改善。朝鲜战争的结束、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的召开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内,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到1956年底这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起来,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需要大批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为了解决这一突出问题,1956年1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世界和平的维护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艰巨任务,“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 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子国家有益的专长。”[7]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8]。虽然此时也宣传要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但很明显党和政府强调的是团结和使用。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期。
二、政权归一和思想多元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创立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政权的统一必然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9]98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0]。新中国刚刚成立,党和政府就积极引导组织广大知识界和全国人民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三中上指出,为了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2]74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大约有200萬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积极投身革命、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知识分子;二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毕业和在校的青年学生;三是从旧中国过来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如各类专家、学者、记者、作家、教授等。第三种类型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有的早年留学欧美,深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有的在国民政府供职,深受国民党反动思想的侵蚀;有的在国统区工作,对共产党了解甚少等,这种状况必然会导致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不同态度。然而,对新政权的积极认同、决心改造自己以实际行动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心态。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彷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