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土改往事
时间：2021-07-11 00:00: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土地改革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体内容。从土地改革完成到今天，已有半个多世纪，现在的农村与土改时期的农村已是换了人间。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进步。农民挣脱了集体化绑缚在身上的绳索后，实现了温饱的小康；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为农民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然而，“三农”问题还没有真正找到破解之道，繁荣与破败，富裕与贫困，构成了当下农村社会的二元世界。一些困扰农村发展的基本问题，如农民的土地权益等，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土改时划定的圈圈。所以，探讨当年土改所留存的问题，在今天仍是很有意义的。土改之后与合作化之前的农村，与今天的农村状况最为贴切，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苏南是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高，人口稠密，地权复杂，百业发达，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具典型性的意义。以管窥豹，可以对全国各地土改后的共性问题有所认识。
“江南无封建”
苏南是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为土改的需要，在苏南农村曾进行了大规模调查。1950年5月，中共苏南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做出《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的报告，该报告讲：苏南地少人稠，如以农村总人口与可耕地总亩数相除，每人平均约2.1亩。从地权上看，苏南的地主阶级，为总户数2.33%、总人口3.02%，占有36.19%的土地（包括公地在内）。如去掉公地，地主阶级占有土地为30.87%。平均每人20.57亩。可见，苏南农村的土地情况，并非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而是人地关系紧张。并且，相对土地所有权而言，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更要复杂得多。苏南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业底佃面”情况，占到十分之七八。田面权的地租，一般为正产量的40%。另外，农业经营方式的效率，也不仅仅体现在土地收益上。农民的兼业（副业、打工、经商）收入，往往高于务农的土地收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苏南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地关系的紧张，提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丰富性和生产要素组合的多样性。苏南农村是一个相对和谐而分工有序的社会，在人口密度最高，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创造出了长盛不衰的繁荣。
苏南农村社会分工复杂，商品经济发达，城乡联系紧密，给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谋生机会。阶级冲突并不明显。无论人们有无土地，只要勤劳工作，就能维持温饱的生活。可以想见，在这种地方，革命是不易发动起来的。在苏南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在建国之后，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起来的。苏南的土改运动，一开始阻力很大。许多人都不接受阶级斗争理论，论证“江南无封建”，“江南地主文明”，不需要进行土改。即使是一些赞成土改的人，也不赞成北方农村土改的激烈斗争，希望采取“和平土改”的方式。政务院副总理、苏南籍民主人士黄炎培，还向毛泽东转送了家乡亲友反映苏南土改激进问题的来信，以求缓颊。
态度最为鲜明的还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是留美归来的农学博士，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建设工作，还曾组织过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董时进以农业经济专家身份上书毛泽东，力陈中国土地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并非封建性质，地主大都是勤劳节俭起家的良善百姓，建议土地改革缓搞或不搞。
“江南无封建”的论点被严厉批驳了。1950年2月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特别强调指出：江南沪杭宁三角地区的农村经济，“表现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农村封建势力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错综复杂的形态，但基本上并未改变一般农村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苏南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
苏南农村的改造步骤是先搞减租，组织农会，再搞土改。苏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执行了新区土改保持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1年9月，全区土改完成。
土改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在苏南地区有着比较完整的体现。新区土改和老区土改，在目的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在夺取政权时期，土改的意义是动员农民，支持革命战争；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土改的意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讲：“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所以，新区土改运动的成效，是需要落实在经济绩效上的，看其对发展农业生产有无促进作用。按照会议部署，各地开展起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然而，刚分配完土地的农民，对互助合作并无兴趣。许多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强迫农民入组。有关部门反映：“由于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在不少地区产生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和数字的形式主义偏向，他们不从生产出发，甚至有的机械的为完成组织起来的数字任务，不去耐心教育农民，而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威胁与强迫群众编组，这种作法严重违反了自愿两利原则，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
急躁冒进的互助合作运动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新区尤其如此。到1952年冬，许多农民害怕被“共产”，不事生产。“个别地方竟因而发生一冬无人拾粪，无人搞副业生产，出卖牲口，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195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了不误农时，抓紧春耕生产，中共中央立即对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政策纠偏，以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195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指出在农村工作中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屡纠屡犯”，就是没有照顾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点。3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2月15日正式通过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其主旨是要强调“两个积极性”，“照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毛泽东亲自在《互助合作决议》上加了“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的一段话，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承认单干是合法的，更不允许采取威胁和限制的办法打击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