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文艺报》被批判事件探析
时间：2021-07-11 00:00: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4年对《文艺报》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10月，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a将《文艺报》推向了风口浪尖，一场后来被称作“红楼梦研究批判”、本该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主要目标的运动，却首先对《文艺报》发出了严厉的质问。文联、作协多次召开会议，专门成立检查小组检查其问题，《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首开文联、作协一级机构对具体刊物作书面处理决议的先例。此后《文艺报》被迫全面改组整顿。1954年至1955年是文艺界的多事之秋：“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案，以及当时并未公开审理的“丁、陈反党集团案”，后来的“肃反”运动等，环环相扣、相互缠绕，批判《文艺报》湮没在这些更为突出的事件中，更像是一场大戏的引子，不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关于上述事件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大量史料，虽然在价值判断上各有差异，但基本厘清了事实，为我们呈现了1950年代中后期文艺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波涛汹涌的态势。b但《文艺报》究竟为何受到批判？当时大量批评《文艺报》的文章多是出于“后见之明”的政治表态，事无巨细、失之琐碎。现有研究认为冯雪峰转载李希凡、蓝翎文章时加的“编者按”是导火索，这固然不错，然而未及发掘深层次的动因。《文艺报》在1954年以前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一篇短短的“编者按”何以将其推入深渊？还有研究认为“周扬和他的同事们企图把冯雪峰和他的同事们从文化机关的有权势的位置上拉下来，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人”c。这种大而化之的论断将复杂的文艺运动归结于派系斗争，与事实相去甚远。
本文认为，毛泽东把矛头对准《文艺报》并非一时兴起，不仅因为它对资产阶级思想容忍投降，体现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针对《文艺报》的批判，事前有着诸多因素，包括其体现出的与第二次文代会精神不相符的面貌、并非空穴来风的“独立王国”倾向、毛泽东对冯雪峰及其主持刊物积蓄已久的不满等；事后也达到了期望的效果，这次批判是《文艺报》的转折点，也是冯雪峰、陈企霞人生的转折点。《文艺报》从一个相对有个性——即使是“粗暴”个性的刊物，彻底失去自主性，紧跟各大运动，融入了意识形态的洪流中。而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一系的文坛力量则被大大削弱以至消灭。因此，考察《文艺报》在1954年前后的起伏命运，也许对“十七年”时期文艺体制下刊物的生存空间，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
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评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其时，俞平伯正是大陆红学界执牛耳者，其旧作《红楼梦辨》修订后以《红楼梦研究》为名出版，仅一年时间就已经印到6版25000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写成后，李希凡先写信问《文艺报》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回音，只好把文章寄给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于1954年9月1日刊出。毛泽东经江青推荐读过此文后，十分欣赏，决定借这股“东风”开展计划已久的对胡适思想的清算以及整个学术界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江青亲自到《人民日报》指示邓拓约见李、蓝，了解情况，并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却遭到了胡乔木、林默涵、周扬等人拒绝。达成妥协后由《文艺报》转载，主编冯雪峰却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编者按”。毛泽东读后勃然大怒，暂时搁置了对俞平伯的批判，将炮火集中对准了《文艺报》。d
这是《文艺报》自创刊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批评。1950年有一次全国范围的报刊自我批评，《文艺报》也作了公开检讨，但那类似于表态性质，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1951年到1952年的文艺整风学习中许多刊物受到了批评，尤其是《人民文学》遭遇了重大挫折，“不仅创刊以来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被逐一‘清算’，而且副主编艾青被公开点名严厉批评，导致刊物领导层的首次重大‘改组’”e，王淑明代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作了沉痛检讨。而《文艺报》几乎未受冲击，并“作了最恶劣的表演”f，它的权威通过积极批判《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文艺整风学习达到了顶峰。全国文联下发通知：“各地文联及各协会应将《文艺报》规定为各地区、各部门文艺干部经常阅读的学习刊物。”g1951年丁玲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等要职，并主持开展文艺界思想整风运动，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艺术奖。在新发现的有关1953年全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历史文献中可知，丁玲在103位候选人中得票第一，超过了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扬，h其声望日隆可见一斑。1952年她离开《文艺报》主持《人民文学》，由冯雪峰接任主编。《人民文学》是国内刊发文学作品的最顶尖的刊物，而《文艺报》则是最权威的文艺理论刊物。可以说直至1954年《文艺报》被处理之前，丁玲、冯雪峰、陈企霞一系既掌握了文坛的话语权力，又掌握着最重要的批评阵地。既然如此，《文艺报》为什么会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中首当其冲受到处理，它在何种程度上犯了怎样的错误？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主要斥责了两个问题：一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另一个则是“对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
第一个问题的“罪证”是1953年5月《文艺报》“新书刊”专栏发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推荐。i这篇署名静之的文章不过二百字左右，现在看起来只是一篇普通的新书推荐，并无过誉之辞。《质》文认为完全没有指出“作者俞平伯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这不是容忍依从吗？”“既然过去的评介曾经是那样，就难怪现在的按语是这样的了”。
据统计，1949年至1953年报刊上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共76篇，j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是直接批评俞平伯及其红学研究的。既然学界都未意识到俞平伯的问题，那么以此要求《文艺报》未免过于苛刻。其次，《文艺报》作为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刊发的古典文学评介文章远远少于新文学和苏联文学。从1954年第1号至第20号，仅刊发与古典文学有关的文章5篇。个中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建国后文艺界急需鼓励、介绍进步的新文学以及苏联文学，在怎样甄别、如何接受古典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态度多少有些不明朗，k同时也与办刊宗旨、编辑趣味、稿源等诸多因素有关，《文艺报》毕竟不是《文学遗产》l。再次，胡乔木、邓拓、何其芳、冯雪峰等人都具有相当的古典文学修养，即使是在江青的要求下读了李、蓝文章后，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更多还是从学术角度出发，未领会到领袖的深意。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