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的土地改革

时间：2021-07-10 20:0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从农业合作化开始，我长期在中共花溪区委工作。1982年调市农办至1996年退休。因此，对包产到户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有关文件资料，将这段历史反映出来，可能不一定全面准确，权当抛砖引玉，供有兴趣的同志作进一步探讨。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遭到挫折
　　
　　解放后贵筑县(1958年划归贵阳市后分为乌当、花溪两个区)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经过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互助合作道路。1952年，全县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5101个，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4.7％。1953年，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县试办58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土地入股按劳分配)，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3.4％。1954年，在试办54个高级社陬消土地股，完全按劳分配)的同时，初级社发展到132个，人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1％。1955年秋，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引下，批判“小脚女人”，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56年春，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95％以上，其中：高级社57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9％，初级社109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16.15％。一年时间人社农户增长7.6倍。应当肯定《合作化道路是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大方向是正确的，试办初级社也是社社增产的。问题是后来急于求成，工作粗糙，经营形式单一。高级社还未站稳脚根，1958年又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一平二调”，刮起一股强烈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主要农副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副食品危机。据市统计局资料，全市1961年粮食总产量17.06万吨，比1957年的29.52万吨减少42.2％，比1949年减少9.7％。油料1850吨，比1957年的4269吨减少56.6％。一些农户因长期缺粮，营养不良，出现了“浮肿病”，有的地方甚至饿死人。
　　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困难，党中央自1960年冬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农村政策，动员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先后制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的十二条》、《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逐步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并进行退赔，由生产大队向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分、包产量、包投资、超产奖励)和四固定(固定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管理办法。1962年修改的《60条》，进一步明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而基本结束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但是户与户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包干到户应运而生道路艰辛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克服眼前困难，区委号召大种蔬菜，大搞瓜菜代，每天按5：5：2的比例安排群众生活(即5两粮食，5两代食品，2斤蔬菜)。农民为了吃饱饭，在生产大队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有的生产队又对农民定土地、定产量，包完成公余粮任务、包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包完成上交提留的两定三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包干到户。有些边远生产队的农民要回入社的田土自己耕种。1961年，省委召开“三干会”期间，时任马林公社书记的杨应林，曾总结牛鼻箐生产队包产到户的“十大好处”，打印10多份送区委办公室转省三干会。我看后认为与当时政策相悖，不宜扩散，征得他的同意，除将一份送参加会议的区委主要领导外，其余存区委办公室。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单干风加以批判。各级都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纠正包产到户。由于农民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工作组虽然做了大量工作，结果是这边纠，那边搞，工作组在纠，工作组走搞，明纠暗不纠，总是纠不彻底。到1965年“四清”时，中央工作团认为花溪区的单干、半单干(包产到组)的生产队达30％。此数虽有夸大，但单干、半单干确实存在。因此，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从没有停止过纠正单干、半单干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两篇报导，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纷纷效仿，有的搞包产到组，有的又恢复包产到户。1979年春，我到麦平公社。公社书记反映：杉木一、二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合并为一个生产大队并实行大队核算，现在他们要求分回原来的两个大队并实行生产队核算，公社多次做工作，群众还是要求分。我调查两个大队并队前后的生产、分配情况后，召集大队干部和党员到公社开会，发给每人一份调查表，内容是维持现状坚持下去，分回原来的两个大队，实行大队核算，实行生产队核算，由党员干部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意的打、／，结果除一人在调查表上写“前进方向不明”外，其余的人都同意分回原生产大队并实行生产队核算。看到这个结果，公社同志问：“我们学大寨搞大队核算是不是搞错了?”我说，过去学大寨强调“一大二公”，干部、群众要求并队搞大队核算，我们支持是对的：经过实践。队大了不便管理，粮食减产了，原来两个大队人均占有耕地数量不一，在分配上有平均主义，现在群众要求分回原来的生产大队并实行生产队核算，符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我们支持也是对的。公社书记说：就按郝书记的意见。其实他们也是同意分队的，只是怕犯“四清”“文革”时批判的“右倾”“倒退”错误让我表态罢了。
　　同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人民来信，编者加了一段按语，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肯定，不能随意变动，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干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与贵州日报的编者按《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导向完全相反。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贯彻人民日报编者按精神，当我汇报杉木大队情况时，市委书记夏页文严肃指出：“过去(‘四清’前)你们分队，现在还分队，回去要坚决纠正”。我解释不是分队，是在农业学大寨时两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大队现在要求分回原来的大队，对其他闹分队的我们坚决纠正，只对个别“四清”时合并又居住分散的队作适当调整。夏书记说“要做好工作，不能一阵风”。
　　1980年1月，区委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左”的影响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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