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比较研究

时间：2021-07-05 20:0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他们对中国是否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肯定地回答，对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们的建党思想不仅对党的成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党的建设也不乏参考价值。
　　[关键词]陈独秀；李大钊；建党思想；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6-0091-06
　　
　　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享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对“中国需不需要建党、要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建党为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笔者怀着忐忑之心，不揣浅陋，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同仁。
　　一、“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
　　中国需不需要建立政党的问题，对民国初年的复杂政局而言，的确难以回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没有建立政党的可能性及建立政党是否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李大钊都作出了肯定回答。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此后，民国不过是各派政治势力高高举起的招牌，一个虚空而期待充实的符号，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容。袁世凯帝制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政治或军阀割据，政党只不过是各派系或政客们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国民党的不断革命带来的只有无休止的战争，劳动人民苦不堪言。政党在政治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严酷现实，使陈独秀对政党政治不以为然，认为政党仅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私党。“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戎可相容；专利自态，相攻无己。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1]（P103），这是陈独秀对民国初年政党的认识和判断，足见他对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鲜明立场。即便后来面对党派客观存在和政党作用日显的社会现实，他也不改其初衷，“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1]（P42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其政治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他在透视中国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2]（P11）。既然此时中国依然处于阶级社会，有阶级就有政党，劳工阶级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代表劳工阶级利益，为劳工阶级服务的政党。
　　分析中国各阶级之现状，结合劳工阶级的特点与地位，陈独秀论述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侧重于从劳工阶级、党派团体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入手，阐发了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劳工阶级“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2]（P301），还没有完全成为自为阶级，因而不可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坚决斗争。改变劳工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2]（P303）外，其他捷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言，陈独秀认为“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2]（P135），现代政治是不能脱离政党的政治。由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都是有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仅仅是为本集团争得更大利益，不会从根本上去改变军阀割据、派系林立的政治乱象。陈独秀认为，改变军阀割据的政治现状，唯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2]（P95）。有了劳工阶级自己的政党，才能将全国各地的劳工凝聚起来，组织成革命的统一力量。通过发挥劳工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及人民群众才能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建立新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制度。陈独秀同时认为，在中国建立劳工阶级政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众所周知，趁“一战”期间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春天，产生了大量的无产阶级，并在五四运动后期成为主力，显示出巨大的政治潜力。五四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力量跃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拥有的巨大潜力也为陈独秀所认识。他认为，既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如此强大，完全可以学习列宁的建党经验，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1920年8月，李大钊派张国焘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联络，当谈到在中国建立政党的问题时，陈独秀毫不犹豫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不是最重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2]（P552），表达了他渴望在中国建立劳工阶级政党的强烈愿望。
　　李大钊系政法专业科班出身，在留日学习法学期间，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狄德罗、麦迪逊、汉密尔顿等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论观点，包括政党思想对其影响甚巨。西方政党学说的耳濡目染，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现状，使他对中国政治前途甚为堪忧。他认为，不论是北洋实力派、改良温和派，还是革命激进派，都无力扭转民国政治乱局，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民国政治乱局，唯有形成新的中心势力。为此，李大钊曾寄希望于中产阶级“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为国本之所托”[3]（P121）。但民国初的复杂政治生态，中产阶级本身的致命弱点，实难堪重任。正当李大钊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让他看到了一线曙光；而五四运动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崛起，更使他充满希望。
　　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相当推崇，1918年7月至12月，他相继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Bolshevism的胜利，这个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3]（P260）。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信心、唤醒了国人的斗志。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起点。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李大钊已经感觉到中国有成立革命政党的必要。1920年1月，他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文中提出:“我们的解放运动就是打破纵的组织的运动，我们的改造运动就是建立横的组织的运动”[4]（P168），在这里他所指的横的组织不是军阀割据时期政客组织的政党，也非有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平民的、劳工阶级的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3月，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文中，认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4]（P269）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只有借鉴俄国革命之经验，建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建设赤色国家才是唯一选择。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谈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4]（P1），要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共同行动，需要有一个代表其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为此，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道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身于建党的筹备工作当中。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奔波和努力，上海、北京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将分布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集中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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