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与共和国政治进步
时间：2021-07-05 12:04: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和而不同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而不同实际上就是多元一体，包容差异。共和国就是这种政治智慧的当代体现，是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集中体现。和而不同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它是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文化前提，是法治的、民主的共和国的文化灵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中，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结合，必将使中国政治变革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和而不同；共和国；政治进步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6-0010-06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的杰作，是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在《国语·郑语》中，史伯曾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的“和而不同”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从这些方面看，“和”与“不同”是相互联系的，只强调“不同”或“异”，实质上这是一种部落主义的态度。部落主义画地为牢，易于导致国家解体。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拒绝承认他人是个与自己一样，拥有同样权利的完整的人。这些态度利用‘差异’作为不能容忍、仇恨和灭绝其他人群的借口。许多人还使用‘差异’作为暴力政治斗争的借口，他们没有认识到，防御外人的栅栏也可能把自己变成囚徒”。反之，如果只强调“和”而否定“不同”，也就意味着运用强制性的手段对待差异和个性，对待持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团体，或者演变成一种“掩饰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极权专断。
将“和”与“不同(差异)”对立起来的态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来都是在多元的相互矛盾与共存中走过来的，人类社会中很多国家本身就是多元因素的组合。早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表达了类似于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城邦是至高广涵的社会团体”，“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却必须是品类相异的人们，各以所能和所得，通工易事，互相补益，这才能使全邦的人过渡到较高级的生活。”当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个不同国家大量地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价值群体所充斥时，多元一体，差中求和更构成当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趋向。“和”与“不同”不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伴而生的关系。“和”是“不同”的“和”，“不同”是“和”中的“不同”，也就是只有在与“不同”的共存中方有“不同”。
以“和而不同”观点认识和组织一个国家的政治构成当代不少国家变革的新取向。不过，西方国家是从自由与多元政治的角度认识共和的，无论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异中求和”，还是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抑或是哈贝马斯在交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协商民主”模式，都试图以西方的多元一体纠正着西方自由主义中存在的普遍主义的一元文化倾向，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在中国，“和而不同”的政治智慧曾作为阶级调和论而遭到批判，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在当代共和国的政治建设中焕发了生机，成为了共和国政治进步的文化灵魂。可以说，“共和”就是“和而不同”，共和国的进步只有在“和而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才找到它的文化资本。
一、和而不同的承认：共和国政治进步的文化前提
“和”与“不同”也即“和”与“异”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也就是“和”中包容了“异”，“异”不能离开“和”，“和”与“异”的结合构成了和谐与宽容，也构成了社会以及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从理想意义上看，“和”与“异”应该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政治文明与进步。当着两者分离时，或是“同而不和”，结果是“同则不继”，如《周易》云：“物不可以苟合而已”，强调多元的世界千篇一律，只能导致社会的停滞。世间之事如此，政治文明亦如此。或是以“不同”去“和”，导致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国家是一个多元利益的联合体，不同利益团体的存在对社会与国家有利亦有弊。不可否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会产生矛盾，甚至这种矛盾可能导致冲突。但一定的矛盾冲突恰恰是对原有的一些规则的突破，是对原有秩序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中，潜藏于原有秩序背后的深层问题得到暴露和爆发，促进了人们去思考更好的解决方案，从而解决矛盾，使对立的各方重新生活在一起。此外，多元利益的存在导致了一种相互依赖秩序的产生，从而使社会形成了一个自我制衡的体系，在这种自发的秩序中，人们进行着各种创造，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进步来源于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反思，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新中国建立无疑是共和国的良好开端，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与革命时代的思维和组织方式结合，“和”与“异”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一”与“多”发生了严重的分离。在这种分离中，与“一”矛盾的“异”成为了斗争对象。由此导致了共和国内部“斗争”取代了“妥协”，一元排斥了多元，同质放逐了异质，共和国失去了“共和”。
共和国，原意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由多种利益团体组成的，因而共和国本身就是多元的体现。这些不同的群体依靠的是“共和”而成为了“国”，凭借着“不同”促进了政治进步。由于共和国有这种精神在其中，它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源泉，因此当今世界上的不少国家都冠之以“共和国”。且不说这里有真有假，但共和国比起其他政治形式来，它承认了多元，讲求“以和为贵”。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革命是它的思维方式，革命化、军事化铸就了中国只能采取一元化之道，奉“斗争”为最高原则，这种本质上的“同而不和”导致了共和国政治上止步不前，更严重的是，它带来了政治上的倒退：宪法成为论证个人崇拜的工具，公民权利被当成“资产阶级法权”而遭受批判，成为了“继续革命”的对象，共和国之“共和”变得有名无实。
共和国的劫难促使人们进行反思，邓小平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力挽狂澜，重新将中国政治回归到了共和国灵魂——“共和”上，“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政治智慧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首先，中国结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状态，而进入到了人们和睦相处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从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把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哲学，有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说，实际上它导致了中国国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梁漱溟先生指出：“建国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失误，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发生，原因自然很多，而且十分复杂，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沿用了以武力夺取政权斗争那种非常时期的观念和方法，来处理取得政权后的政治上的问题，而未能进行必要的变革。”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果断地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