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政治的化解之道
时间：2021-07-05 12:03: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于建嵘教授是坚持游走于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位政治社会学专家，他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既是他十多年来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同时也是该学科领域最为尖端前沿的学术成果。早在几年前，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哈佛燕京学社裴宜理教授，在为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所写的序言中，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忧国忧民的学术探索
据裴宜理在《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一文中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七位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项目成员为了思考研究社会运动的新途径，便采用“抗争性政治”（conientious politics）这个概念来突出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在裴宜理看来，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的实验室，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陈胜、吴广那里，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正是基于这一学术判断，裴宜理与中国同行于建嵘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关于中国的抗争性政治的研究现状，于建嵘在《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的导论和第一章中介绍说：抗争性政治是一种以政治学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的学术框架，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当前中国，社会冲突是个非常现实且敏感的话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的各种利益要求日趋复杂和多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无论是农村日益增长的土地抗争和工人的维权行动，还是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频发，都是明证。从本质上来说，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利益博弈，涉及到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并没有反体制的政治诉求。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家多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足。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活动掩盖起来，或者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这样的做法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不良后果：
其一，执政者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的积极意义，企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的利益表达之外。
其二，空泛的政治说教取代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导致执政者的合法性快速流失，客观上不断为社会动荡积累能量。因此，目前加强对社会冲突中抗争性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应该说。于建嵘在相关的学术探索中，表现出的是2500年前的先贤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学术勇气和学术良知。他在不停的行走和不断的笔耕中，先后完成了《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底层政治：对话和演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的底层研究和社会危机的应对治理方面，树立起一座又一座里程碑。
在《岳村政治》中，他率先提出重建农民协会的重大议题。在《安源实录》中，他重新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认定。2004年8月，他适时发表《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调研》，并且在信访部门借助于修订《信访条例》而极力扩大部门职权的背景下，不顾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公开提出逐步以司法制度的建设完善来替代人治信访的政策建议。为了解释近年来日益频繁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他适时提出了“社会泄愤事件”、“刚性稳定”等学术概念。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大爆发，他又在《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等一系列文章中，大声疾呼要保障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者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正是他这些学术探索的集大成的浓缩结晶。
多元视角的底层调查
于建嵘的学术探索，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前沿地带游刃有余，还得益于他深入社会底层的多元视角的调查研究。
据于建嵘在该书“导论”中介绍，底层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史研究。1982年，古哈、查特吉、哈蒂曼等6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在《底层研究》第一卷中正式提出这个学术概念，并且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于建嵘认为，抗争性政治主要是一种根源于底层民间的社会行动，必须深入社会底层才有可能取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底层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者所努力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社会存在，张扬这种社会价值，坚持这种研究方法。为了贯彻这种价值和方法，在实际的研究中，就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的内部结构中去，采取实证观察方法，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中探索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因而，要通过大量的社会调研和精细观察，获取第一手的客观材料，归纳出底层社会发展和演进的逻辑。”
长期停滞在超稳定的游牧农耕社会的传统中国，是从来不承认个人权利与私有财产的。关于这种价值观念的最为经典的表述，是《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讲给子游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及《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苏俄传人中国的列宁式社会主义及集体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的结果，使工人在“一大二公”的企事业单位中异化成为不能自主的螺丝钉；使农民在自己的土地家园里变成“被集体化”的二等公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工商契约社会中甲乙双方相互平等、共同协商的现代文明意识，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民主意识，才开始成为国人的普遍共识。在这种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于建嵘立足于、游走于社会底层的学术研究，主要坚持了三个方面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第一，坚持从个体出发，研究工人、农民、信访人等社会群体多元化的生存现状；第二，相信底层人群与精英群体一样是“理性人”，能够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能够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出发，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三，以观察者、研究者的态度和眼光，尽可能地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保证研究结论与学术成果的公正中立。借用他写在该书中的原话，“社会是多元的，我们的研究也必须多元化。这样，我们才可能在观察中获得一些意外的收获，从而可以尽可能地扩大理论建构的经验性材料的范围和深度。”
抗争性政治的化解之道
基于超稳定的惯性思维，中国社会的执政者所执著追求的，一直是运用一切资源维系其“专政”地位的“刚性稳定”。而在事实上，正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从来不会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理想状态，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抗争与示威活动，纠纷和争论的存在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针对中国社会真实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抗争性政治活动，尤其是早已经不合时宜的“刚性稳定”，于建嵘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化解之道是这样的：第一，一定要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分享到经济政治方面的发展成果；第二，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博弈机制，让各阶层都能够畅通无阻地表达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价值追求；第三，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第四，要改进管治技术，提高管治水平，增强管治能力；第五，要真正解决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最终的出路必须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于建嵘所贡献的抗争性政治的化解之道，近年来已经得到政学两界的广泛认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系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中，所强调的同样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完善，来依法化解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尤其是政治抗争的改革路径。而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在首都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关押、遣送上访人的特大丑闻，又从另一方面凸现了中国社会依法化解社会危机与政治抗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的适时出版，堪称是中国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编辑 叶匡政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