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断裂: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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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在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延续与断裂：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来自中国各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了激烈而又理性的学术论争。
历史学前沿论坛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自2007年发起创办的、一年一度的学术盛会，正如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高翔在致辞中所强调的，该论坛旨在设置前沿性议题，打破历史学内部、乃至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壁垒，实现真正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以推动具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术话语的建构与发展。
一、史学理论、方法与研究视野
历史研究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理论更新既是史学发展的标志，也是史学进步的真正体现。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都在思考如何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不断完善和创新，从整体上推进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顺洪在《关于加强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学科，除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还要认真总结中国史学传统，并注重吸收西方史学精华，中外、古今史学的对话非常重要。与此相呼应，南京大学沈汉的《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一文，指出由于时代和资料等方面的制约，马克思关于英国农业史研究的某些理论论点有进行重新思考并加以修正的必要。这对我们如何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俞金尧则对学界长期困扰的社会史学的概念和范畴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在《社会史学的身份认同及其型式》中认为，在经历了新文化史发展阶段以后，社会史学进一步具备了对社会进行总体研究的条件。
二战以来，西方汉学界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一回应”、“近代早期”说，到“中国中心”、“内卷化”说，再到“分流论”都代表了不同阶段中国史研究的深入程度。厦门大学王日根等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脉络》，对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流派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学术梳理。南京大学周晓虹的《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一文，在客观理性地反思西方中国学研究的基础上。表达了中国学者参与建构国际学术话语的诉求。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使得获自中国研究的本土经验资料，不仅有可能成为检验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理论的学术源泉。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于变革历史学的叙事模式颇有助益。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体现了当前历史研究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本届论坛上，上海大学苏智良等的《景观的历史表述及其路径——兼论“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和运用》、厦门大学钞晓鸿的《资源开发中契约内外的经济与权力关系——以清代前中期北京西山煤炭开采为中心》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苏文以“上海城市人文历史地图”的制作为例证，通过引入地理学的景观理论体系，尝试拓宽传统的区域史、城市史研究的空间。钞文则以清代前中期北京西山的煤窑契约为据，来揭示其中的契约关系及其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该项研究还从一个侧面纠正了目前经济学界、法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契约制度认识的偏颇与不足。
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延续与断裂的统一。延续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本质性特征，断裂则表现为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文明的衰落或消失、危机、革命以及朝代更迭等诸种现象。作为本届论坛的主题，历史发展的延续与断裂，受到与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红岩认为，如果说延续是历史的量变过程，断裂则会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或者直接造成历史的质变，或者造成量变的中断，而量变的中断也是一种质变。辩证来看，无数的断裂，叠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的延续。南京大学杨豫等在《延续与断裂：历史事实、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文中，通过对西方史学史的回顾与反思，指出史家的历史是一种建构物，当下意识是历史学家塑造与解释历史的最重要动机。吉林大学刘德斌的《近代以来的延续与断裂：国际体系视角的考察》一文则认为，在考察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时，不应有目的论倾向从而设定对延续与断裂的先入为主式判断，也不应预先设定对延续与断裂的优劣判断。他通过借鉴巴里·布赞等的国际体系分析概念，指出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更是一系列人们未曾或难以设想的难题的逐渐显现；人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在延续与断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寻找一条本土化的解决之道。这为我们重新解读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的《延续与断裂：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通过对徽州社会三大要素即商人、乡绅与宗族在上海的互动，以及他们在客地与本土间的互动，为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延续与断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
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多种文明，只有中国，虽然历史上多次发生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政权也在不同的民族间转手，但中华文明却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如何解答中国历史的长期延续性?不少学者都围绕着这一问题来展开讨论。
华南师范大学李凭的《黄帝创世纪论》认为，通过司马迁在《黄帝本纪》中关于黄帝形象的塑造，构建了一个民族共同祖先的核心概念与范本，成为后世民族认同的一个基础。南开大学李宪堂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天下观”的生成》一文中进而提出，“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关于世界的集体表象，这一概念的生成标志着“内华夏、外夷狄”的天下格局的开端，是共同民族文化统一体观点的缘起。
云南大学李杰等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道路模式与运行机制》一文中认为，在特殊社会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历史道路形成了独特的渐进式变革和内聚式发展的模式。渐进式变革以“因时损益”为运行机制，为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提供了动力；内聚式发展以“以夏变夷”为运行机制，为中国历史的横向发展注入了活力。在其共同作用下，质变的因素淹没在量变之中，历史呈渐进式运行。南开大学李治安的《秦朝以后编民耕战体制与“士农工商”体制的复合构建》则认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两类体制的复合博弈，贯穿于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二者的复合博弈、互动较量，较深刻地影响或塑造着两千年的政治社会面貌和“大一统”的曲折发展。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的《传统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论华夏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延续与再塑》指出，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政治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形成古代中国民族意识中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近代仁人志士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统一，从而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
南京大学陈谦平的《国际化与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之本》一文，从国际交流与民族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