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外交
时间：2021-07-02 04:00: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西方垒墙的交往中，既有纷争又有困难，但也促使中国的外交制度向近代化迈进。
关键词：晚清外交 礼仪之争 外交习惯 制度的变革
作为国家实现其政策手段或工具的外交及外交礼仪，是国家政治的继续和外化，不但明显的表现出其政治特点，且与民族的尊严、国家主权紧密相连。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此时中国的外交有着纷争与变革。
一、礼仪之争
在东亚宗藩关系格局下，中国的皇帝自认为被其他一些藩属国是为天下共主，且一般不接受非朝贡国使臣的觐见。对于觐见有着明确而具体的礼仪。《会典》中即有《朝贡·贡物》《朝贡·赐予》《朝贡·朝仪》《朝贡·迎送》等等。涉及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外国使臣是否需要觐见，怎样觐见，是否必须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清帝的问题。
1793年英国葛尔尼使团来华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淸廷的外交礼仪冲突就不断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源是中外国情、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
清廷认为外国使臣能够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清帝表示其承认，至少是在理论上或形式上承认了清帝天下共主的地位。而西方国家认为，若向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则将本国降为大清国的附属地位，有损于本国及本国君主的尊严。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外双方在觐见礼仪问题上互不相让，几乎成为中外交往过程中解不开的“死结”。
一个国家、民族的各种礼仪规范，是其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长期积淀的结果，外交礼仪也如此。清廷制定的外国使臣觐见的各种礼仪规定，虽不符合近现代国家交往的平等原则，却有其合理的历史渊源，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要刻意对外国人贬义挫辱。
二、外交习惯
中国人与西方人打交道，根本不懂西方人是依据法律制度的，而不是靠私人交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官场习惯私下跟人家称兄道弟，杯酒交换，觉得公事可以这样解决，但西方完全相反。私下是很好的朋友，但谈判桌上决不让步。但中国人不懂这一套，以为靠私人交情就可以办成公事。这完全是文化上的一种差异。
三、外交制度的变革
晚清，符合国际惯例的近代外交体系已基本确立起来。从整个近代史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一制度层面的嬗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朝贡体制下，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即使在鸦片战争后70年间，请仍未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直至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是清朝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正式外交机构，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扩大到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遣留学生等，范围越来越广，成为清朝的重要决策机构。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制度仍属起步阶段，在机构编制、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许多缺陷。
1990年随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国外交制度都被迫再次进行变革。慈禧太后与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变法”上谕，内称“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做后世之师。”①与此同时，列强也向清廷施压，要求改变中国外交制度。在议和大纲中明确提出要求“总理衙门必须革故更新，其如何变通之处，由诸国酌定，中国执行”。②于是在7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尽管清廷通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加强了国家的对外职能。但是在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框架内“外务部与总理衙门相较，就其设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和组织形式而言，并无本质差别”。③
虽然总理衙门存在着许多弊端以及封建官场的陋习，但其设立毕竟是清外交制度的一大创新，使中国外交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实行的机构精简、人员精炼、办事迅速、开支节流的原则，及同文馆培养的大批优秀外交人才并带来的许多新观念。但不可否认“中国外交体制是清政府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他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合适的生成机制，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型与现代性杂糯的先天缺陷”④
从积极方面讲，外务部的设立有堪称中国外交事务史上建立正规外交机构的转折点。尽管存在许多缺陷。但它毕竟标志着对传统外交体制的抛弃和向近代世界各国外交组织通例的靠拢。大多研究者也承认“清末十年中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⑤
四、总结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既给中国带来了屈辱，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制度，中国的外交也慢慢也国际接轨。在于列强的对抗中，不断重复着反抗——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的屈辱，也使中国向近代化前进。
参考文献：
[1]《光绪朝东华录》P4601 中华书局
[2]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四 文海出版社1985年
[3]王开玺《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邹议》.《河北学刊》1995年3月
[4]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3
[5]熊月之：《西制东渐——近代制度的嬗变》P41~42长春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