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制研究简述（1995—2015）
时间：2021-06-29 16:04: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从整体上看，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秦汉法制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的论文与之前相比，研究视野更为宽广，角度更加新颖，增添了许多新的研究思维。本文分别从秦汉法制体系的渊源、内容、特点及影响等方面，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评述。
关键词：秦汉法制；律令；法制体系；研究综述
秦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法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后，秦汉法制相关问题的研究众多，产生较多优秀成果，尤以秦汉律令研究最为火热，专门介绍秦汉法制的相关综述成果中，比较重要的有陈晓枫、柳正权《中国法制史研究世纪回眸》（《法学评论》，2001年第6期）一文，分别从筑基时期、发展时期、变革时期、停滞时期、恢复和发展时期等五个阶段，对中国法制史在二十世纪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文章内容全面，特别是对古代法制史的重要考古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对研究秦汉法制史研究具有参考作用。另有薛洪波《中国内地秦汉家族法研究百年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5期）一文，从刑法、继承法、婚姻法等视角，回顾秦汉家族法的研究历程。
本文主要回顾近二十年秦汉法制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对已发表的重要秦汉法制史学术期刊论文进行综述和简析，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思考空间，促进该课题进一步发展。现将1995年至2015年秦汉法制研究重要研究成果择要简述如下。
一、秦汉法制体系渊源
秦始皇令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体现了秦朝对法的重视，至汉初萧何制《九章律》，这一时期的封建国家已经具有了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同时，这些成果的产生与先秦时期法制的奠基與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此学界从文献和史料上多有分析，产生不少研究成果。
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成为秦汉时期国家法制建设的基础。朱红林在《战国时期国家法律的传播——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一文中，以《周礼》为主的历史文献与出土简牍相结合进行研究。战国时期国家法律制度化的传播，促进古代律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于建立封建国家法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国时期国家法律传播特点。包括法律“从上到下，先官后民，抄法读法明法用法”①的传播特点；核对修正法律条文的过程特点；吏民明法并互相监督的途径特点。陈乃华在《论齐国法制对汉制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引银雀山汉墓竹简《守法守令十三篇》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详细论述了齐国法制在军法、刑法、市法、大小县制四个方面对汉代法制的影响，为汉代法制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方潇在《阴阳五行学说与秦汉法律路线之选择》（《法商研究》，2004年第6期）一文中，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与五德终始说的关系，以及对秦代“法治”路线以及汉代“德治”路线的联系与影响。正是这种五行相胜的理论基础为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所继承，使这时期的法律制定也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同时，汉代国家的法制建设，是继承在秦代法制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承秦制”同样也体现在秦汉时期的法律制度上。
车佐贤在《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法律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文中，依据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分别从秦汉法律思想、定罪量刑原则、具体律令条文三个方面来分析论述秦汉法制的继承和发展。文章认为“汉朝虽然有不少改革和发展，但有相当内容却保持了秦朝的旧观”②。这一观点为秦汉法律制度的承袭关系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闫晓君在《略论秦律对汉律的影响》（《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比较研究，对一些秦汉律的具体条文的严格考述来说明汉律对秦律的继承，不断对秦律进行调整，频繁地创制新法，使汉律体系不断完善发展。
关于秦汉法制体系渊源问题的研究，还有姜丽丽《试析秦汉法制沿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S1期）、吕安青《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程政举《先秦和秦汉的集体审判制度考论》（《法学》，2011年第9期）、马克林《略论战国秦汉的经济立法思想》（《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介绍先秦时期与秦汉时期具体法制的特点，比较论述秦汉法制形成的政治渊源和思想渊源，是研究秦汉法制沿革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秦汉法制内容
随着大量秦汉史的简牍内容的出土，关于秦汉史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领域更加广泛。其中关于秦汉法制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秦汉律令的内容、程序、以及法律体系的演变特点。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对秦汉律令的整体性研究和具体法律的研究，对整体秦汉法制体系的特点进行总结和归纳。
（一）秦汉律令
秦汉律令的研究是秦汉法制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孟彦弘在《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法经》、《魏律》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和律与令的含义及其关系问题。该文提出观点，认为对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来说，秦汉法律的发展成果和贡献，“一是刑名，即刑罚体系的确立；二是刑法，即法典体系的建立，而其中最为突出者即律篇结构的固定”③。骈宇骞、王任林在《出土简牍法律文书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4期）一文中将出土简牍中秦汉三国时期的有关律令条款及司法文书，进行较为系统的分类和整理研究。该文主要分类研究简牍中对律、令、科品、比的记载，论述秦汉三国时期各类律法制定的内容和特点，通过记载的不同案例比较不同时期律法条文的变化，开拓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对法学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针对秦汉律篇的结构问题，杨振红在《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论<二年律令>二十七种律均属九章》（《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秦汉律篇存在二级分类说。该文对学界之前关于秦汉律法的研究进行总结，通过对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结合研究，重新解构汉律结构，提出“秦汉律篇二级分类说”，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以及传世文献中不属于九章的汉代律篇，应是九章之下的次级律篇。”④作者通过《九章律》的形成过程和魏晋以后律篇的演变，逆推战国秦汉时期律典形成发展的特点。除此之外，杨振红还在《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和《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史学月刊》，2008年第10期）两篇文章中进一步阐述秦汉时期律令和法典编纂修订的原则及实态，并且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