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主义视角对国际机制的再认识：成因与缺陷
时间：2021-06-28 12:03: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国际机制这个词汇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它在上世纪70年代随相互依赖理论的发展，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而兴起。它是一种协调国际关系的新形式，体现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且外化为国际行为规范，影响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本文尝试把国际机制回归到现实主义视角考量，第一部分探讨其因何得以建立；第二部分指出其理论与实践中尚存在的一些缺陷；第三部分研究认为，在当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行为体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背景下，国际机制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促进合作、减少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不和与纷争，继而是行为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积极参与到国际机制的创建与规范中，是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应采取的最优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国际机制；利益；成因；缺陷
一、国际机制的成因
最早将国际机制概念引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学者是约翰·鲁杰，他在1975年率先使用国际机制概念分析国际组织。1983年，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的《国际机制》一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国际机制理论由此走上了系统化发展的轨道。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提出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从此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然而，笔者在本文更多地尝试从现实主义视角考量国际机制因何得以建立。有学者称，国际机制理论可以说是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众所周知，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与新现实主义分庭抗礼中成熟起来的，接受了后者的许多合理内核。这也正是二者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趋同和合流的原因。刘靖华在其著作《霸权的兴衰》中说到，两大流派虽然有许多不同，“但深入研究会发现，在某种本质的层面，二者实际上享有共同的逻辑”。故把国际机制重回于现实主义并不牵强附会。
以共同利益/期望或道义等来解释国际机制得以建立是本文不能认同的。笔者认为需要把合作和共同利益/共同期望二者分开，共同利益/期望是一种客观事实，它可以、但不必然导致合作，在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到如下的例子比比皆是，即：有时即便存在共同利益/期望的现实，纷争仍盛行。反之亦然，某些合作机制中共同利益也没如想象中表面上那么重要。这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此，仅仅存在共同利益显然是不够的，合作不简单是一个共同利益起作用的问题，共同利益/期望不是国际机制得以建立的唯一的、必备的充要条件。更何况在不确定性很强时，或者行为体获得信息的能力有差别时，也极可能会阻止它们意识到彼此间存在共同利益。而“道义”这种“虚无缥缈”的词汇更加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纵观国际关系史，按照务实主义行事——或者干脆不客气一些说——背信弃义、不按事先达成的约定行事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它更不是解释国际机制建立原因的恰当理由。
笔者赞同刘靖华在《霸权的兴衰》一书中的观点，即把国际机制作为一种手段处理，认为国际机制是各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为保证安全利益和争取自身利益尽可能最大化而造就的妥协产物。本文中，国际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工具，被纳入以权力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国际关系行为体总试图在付出尽可能低的成本下追求最大化的利益。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选择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为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手段。概而言之，行为体选择建立国际机制、加入其中是因为有利可图。机制并不取代也不可能取代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参加国际机制的行为体相信，建立国际机制好于没有它的时候，这将更符合自身利益。成熟的国际制度主义者并不期望总是实现合作，但他们认识到利益是可调和的，继而去探寻这种合作中的利益。
二、国际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尚存在的缺陷
（一）国际机制内的不均衡性
国际机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国家实力这一概念，但国家实力的作用远远没有贬值，甚至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情况下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学者克拉斯纳指出了两种国际关系研究趋势。一种是以市场失灵为核心的研究趋势，另一种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研究趋势。前者属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倡以制度提供信息、以制度保证合作。后者属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制定规则、决定结果。国际关系中的许多互动行为并不是由于欺骗行为和信息不足导致的市场失灵状况，归根结底仍然是权力分配问题。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博弈推理的假设中淡化了权力因素，一旦把其考虑在内，博弈情景就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权力可以决定谁能够参与到国际机制当中，谁来制定规则等。在任何情形中，权力大的行为体完全能够剥夺权力小的行为体的参与机会，也可以设置各种规则上的障碍。如一个行为体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他可以采取任何单方行为以保证获得最大的自身利益，此时，可以没有制度，也可能制度存在却无实际作用。
（二）国际机制的不公平性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强烈攻击，因为如果制度是起作用的话，那么人们不免要问：谁的制度？正如秦亚青教授在批判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关键概念国际机制，“是为了维护和延续某种国际社会体系服务的”。
（三）国际机制中的收益问题
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给出明确解释的一个问题是，妨碍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不是行为体是否均有收益，而是各自收益的多少。现实主义学者格里科提出了著名相对收益悖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很大程度地继承了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参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同理认为，只要行为体都可获益就可以合作。但与经济学领域的单向行为体不同，国家是双向或多向行为体。在与他国的合作中，国家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能否获益，还要考虑己方获益的相对多寡。若合作结果是对方的获益大于己方，则即使双方均可获益，获益少的一方也很可能采取不合作行为，致使合作无法实现。
相对收益问题阻碍合作的这种现象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环境中尤为明显。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超出国家的权威机构能够制止使用武力，故任何国家的第一利益是生存，而保证生存的最终手段仍然是国家实力。所以，国家的根本目标必然是增加自己相对于他国的实力。在合作中，这种考虑并不会因为己方也能获益而消失。若对方在一系列合作中的得益不断超出己方，积累下来的后果就是对方的综合国力超过己方，这可能对己方造成不利、威慑、甚至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