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的哲学渊源、方法和个案实践
时间：2021-06-16 04:00: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叙事治疗是一种根植于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思潮的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叙事治疗模式可以在“多元中心”“去权威化”的视角下将人的问题外化，通过社工或治疗师的专业技巧协助失独家庭解构被认为是问题的故事，通过寻找例外的事件建构富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在对叙事治疗模式哲学渊源梳理及叙事治疗方法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实务过程中的个案辅导实践。
关键词：
社会工作； 叙事治疗； 失独家庭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02001606
一、问题的提出
叙事治疗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人物为著名的澳大利亚家庭治疗师麦克·怀特（Michael White）和新西兰心理治疗师大卫·爱普斯顿（David Epston）。被认为主流且科学的传统个案辅导坚信：社工必须透过为服务对象进行预估诊断和对问题及其原委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社工与服务对象进行对话并挑战当中的不合理信念，协助服务对象反思自己的信念和情感，才能与服务对象确定一起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工作流程中，社工处于专家和权威的地位，掌控着整个辅导过程的话语权，而服务对象被定位为有问题的人。根植于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叙事治疗，挑战和反思这样的传统，认为服务对象并非是有问题的人，叙事治疗强调人是人，问题是问题，服务对象是拥有智慧和资源的专家。这种新颖的观念使社工在个案辅导中可以与服务对象一起共同建构新的生活，给服务对象新的希望，而不是削弱服务对象的能量。[1]怀特强调家庭治疗应深入探索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给予服务对象更富独立意义的人性关怀，并在辅导过程中不断外话服务对象的问题。爱普斯顿另辟蹊跷地透过辅导过程中的讲故事和揭示故事的隐喻来保存服务对象成功克服被问题困扰所屏蔽的资源。[2]此后，叙事治疗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几乎风靡北美甚至全球，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工作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及一些群体的亚文化建构。
失独家庭问题在西方的婚姻家庭辅导案例中并不多见，在社会工作界也不会被视为是一件严重而复杂的问题。而在中国却不然，在长达30多年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导下，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出现。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因子女意外伤亡的失独变故而不仅要陷入长期的心理压力或悲惨状态，而且将不得不面临无儿养老的悲惨境地。[3]究竟我国失独家庭的数量有多少，至今尚未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从学者的一些研究推断来看，这个群体的数量不仅庞大且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失独家庭问题不仅困扰着失独者的生存与生活，而且威胁到家庭和谐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学者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全国15至2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17%，结合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的各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推算，15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万分之四，据此估算我国每年至少有7.6万个失独家庭产生。[4]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人口死亡的年龄结构推算出我国1975年至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而这些家庭中会有1 009万个独生子女在25岁之前离世，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失独家庭至少在1 000万以上。[5] 如此数量之巨的独生子女是如何过早死亡的，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为非患病原因的死亡高于患病原因的死亡。洪娜在对苏州市吴中区121名不幸死亡的独生子女调查中发现，患病死亡的59名，占48.8%；非患病原因意外死亡的62名，占51.2%，其中交通事故致死占39.1%，溺水而死的占21.9%，自杀身亡的占14.1%。[6]王秀银及胡丽君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男性独生子女的死亡率高于女性，他们针对山东省荣成市85个15岁以上独生子女的意外死亡进行调查，发现男性死亡67人，女性只有4名。[7]在男性高出生率、“男主外”观念影响、男性生性比较好动及喜欢冒险逞能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独生子日常生活所遭遇的潜在危险明显高于独生女。
相比较而言，失独家庭之痛是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等群体无法比拟的。正如北京大学穆光宗所言，“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夫妻身心，家庭可能就瓦解。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生难免有意外，而他们就是其中的不幸者。”[8]穆光宗还指出：“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今天，他们老了，政府应该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8] 学者南菁和黄鹂在对我国失独家庭现状及帮扶对策研究文献梳理后指出，目前我国对于失独家庭帮扶对策分析普遍存在重经济而轻心理、强政策而缺方法等问题，在未来的对策实施中应该突出社会工作者的作用，用专业的方法打开失独者的心结。[9] 笔者认为，失独之殇给失独者带来的困境除了经济和养老之外，最重要的应是失独者经历失独变故之后对生命及价值观的质疑、理解及反思，家庭破碎之后家庭秩序的重构与重建，生活信心的希望重燃与塑造，物质生活的保障与社会支持等。用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不仅可以解构和外化失独者的问题，重新建构失独者的生活信念与希望，更重要的，这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过程，是中国社会工作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经验，是对国际社会工作界的理论与实务贡献。
二、叙事治疗的哲学渊源与治疗方法
主流心理学与社会工作都曾经将科学看成是人们认识人与世界唯一可靠的模式与路径，同时否定所有不能被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这种科学的沙文主义否认人是一个建设自己及他的世界之存在的事实。[10]正如美国一生追求实证心理科学的心理学家肯德勒（Howard H.Kendler）所言：“把心理学仅当作一门自然科学就容易为了满足学科方法论的需求而分割了一部分内心经验。需要保留的是与各种生活片断相关联的意识经验的其他方面：日常生活的，美学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这些领域不需要像客观经验证据和逻辑之类的东西来构成并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11]这种对当代心理科学发展所呈现出来狭隘性的忧虑在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那里可以找到更进一步的解释。布鲁纳认为，人们理解世界至少存在两种基本的范式：一是库恩范式论述中的科学范式，即依据一种科学思维所固定的可以解释和预测事件的经验型证据和普适性真理；二是叙事式的理解方式，即关注人的主观意义及日常生活的变化无常化，强调必须从人类生活的具体事件与背景来理解问题。萨宾[12]的观点超越了布鲁纳，其提出“根源性隐喻”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语境性的。也就是说在普遍科学唯一性的影响下不考虑特定时间与地点、文化去理解人们的选择与行动是不适合的。要深入探索叙事治疗对传统科学范式的挑战与超越，就必须进一步深究叙事治疗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论哲学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