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行政学:历史审视、现实定位和建构路径
时间：2021-06-09 16:05: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经过近三十年的恢复和发展，中国行政学在理论研究中与中国行政改革紧密互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应具有现实性的情境观照、前瞻性的理论诉求和整体性的建构视角，同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建构路径包括三个方面的重点考量：行政学建构的生态分析、行政学建构的重点转移和行政学建构的路径设计。
关键词：中国特色；行政学理论；本土化；建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1－0051－08
中国行政学的研究与中国政府改革是同步的，它在一开始就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参与到中国行政改革的过程中来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在行政改革上所取得的积极进步，在中国政府领导下而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都与中国行政学的研究分不开。随着中国的行政学作为一门科学而走向成熟，新的目标也需要确立起来，那就是到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本土化行政学理论的时候了。
一、历史审视
在中国,行政学是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和重建以来，知识的积累和学科的成长都是引人注目的。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一门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过程中，都可以看到行政学所发挥的作用。中国行政学从恢复和重建到全面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是处在学科体系规划和知识系统梳理的阶段，到了1998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机构改革运动的启动，行政学开始介入到实践过程中来了，一方面为中国的行政改革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对行政改革的方案和步骤进行反思性建构。在这两个阶段中，学术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方面，还是在及时引进西方国家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中国行政学人做出了这些工作，才使这门学科成为一门显学。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还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理论，而且，在诸如公共管理学、行政伦理学等学科的建构中也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现在，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要全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体系。
尽管中国恢复和建设行政学研究的时间不长，但中国行政学知识生产和发展以其惊人的速度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新的学科增长点，而且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指导。迄今为止，参照西方行政学学科体系，初步确立了行政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并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和新兴的学科；在中外行政思想研究的基础上，行政学研究内容进一步系统化和专门化，并形成一些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和议题；随着中国全方位改革的启动，中国行政学努力把中国行政改革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着重研究中国行政的规律和特点，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步伐。而且，中国行政学学者们结合中国实际做出了许多独立思考和探索，取得了大量独创性的成果，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在建设中国特色行政学理论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行政学在中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西方的行政学具有先发优势，中国发展的行政学理论与西方行政学缺乏真正的、切实的、有效的对话或对接，而中国行政学内生创新和建构能力的欠缺，致使行政学发展营养不良，面对西方行政学，中国行政学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各国国情的特殊，则使西方行政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出现了背景倒置的问题，即使是既有形成的行政学理论，对中国现实也缺少观照和解析，对中国行政实践缺乏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能独立地、成熟地指导中国行政实践。因此，中国行政学发展有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行政学在中国发展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与知识生产和增长机制，即使是已经参照西方行政学建立的理论框架，也是不具有独立风格和一致特性的行政学理论；另一方面，行政学研究领域在实践中不断分化和拓展，难以形成核心议题的学术自觉，缺乏统筹和共识的理论基础、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体系，致使行政学研究具有混沌性、异质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
实际上，目前国外的行政学研究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行政学理论，正如美国行政学家法默尔指出的，美国行政学也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1]（p.34）。因此，自行政学理论体系建立以来，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行政学一直是各国行政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美国行政学发展轨迹，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早在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第一次提出行政学美国化问题，并指出行政学要从政治学分离出来，创立独立的行政学的思想，从而使行政学在美国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并快速发展。在世界行政学1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行政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除了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关外，与行政学美国化的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历史关联性和正相关性。
行政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以来，其发展也是一个对自身研究不断反思和批判的过程，尤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和质疑。行政学不仅对于自身问题研究总是飘移不定，对其核心议题与基础研究的缺乏，而且，对于其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建立起为大多数所接受的累积性知识基础，正如沃尔多形象地称为“盲人摸象”的问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的意象，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认同危机。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对行政学的反思性理论学术自觉，美国行政学逐渐意识到行政学知识生产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各个方面，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改善和改进行政学研究，逐渐形成和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学，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美国行政学理论。
中国行政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行政学更多是学习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行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行政学快速发展时期，也正是西方传统行政学遭到批判的时候，面对着各种理论、思潮、观点的涌入，使中国行政学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考验。而且，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行政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行政变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是行政学理论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然而，在中国学习和借鉴美国行政学的过程中，既要解决与美国行政学发展中遇到的类似问题，同时，由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独特条件，又要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由此，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行政学以及如何建设行政学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
实际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是中国行政学恢复和重建的初衷。早在1982年，中山大学的夏书章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呼吁：“要搞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2]夏老的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1984年，国务院和劳动人事部召开“行政科学研讨会”，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科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