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往事

时间：2021-06-06 08: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一度出现了偷渡外逃风潮，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甫至主政南粤的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对策，成功化解了一起猛烈、严重且棘手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制止偷渡外逃
　　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偷渡外逃事件及其严重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比邻港澳的边民一度出现了偷渡外逃风潮，这些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截堵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1]1979年6月20日，在中共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直面偷渡风潮，习仲勋严正指出：“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2]与此同时，大量边民偷渡外逃也威胁港澳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少人对国内局势和政策产生怀疑，思想混乱。“如不坚决制止，就会妨碍我们实现工作着力点的转移，也妨碍我们在港澳的工作，并且会由国内问题变为国际问题。”[3]对此，习仲勋明确提出，“最近以来，我省边民偷渡外逃成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我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4]
　　二、偷渡外逃问题，总的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7]当下边民的偷渡外逃风潮是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在广东的集中爆发吗？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可边民为什么要偷渡外逃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且凸显为群众性的偷渡外逃呢？这是在制止偷渡外逃风潮中萦绕在习仲勋脑海中一个十分纠结却具有根本性的认识问题。
　　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8]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9]。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这番话，也启迪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制止偷渡外逃风潮的思路，继而开启了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之路。
　　1978年4月，习仲勋离京南下时中央领导同志嘱咐他务必制止偷渡外逃风。从1978年7月至1979年12月，习仲勋在深入宝安等地实地考察调研和多次召开省市县三级干部座谈会的基础上，他深刻体察到了边民深厚的群体心理诉求，“农民是非常讲实际的，你们要农民相信，就要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10]“农民是最讲现实的。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生活不能改善，他就安不下心来，就会跑。”[11]他结合历史与现实，客观且辩证地指出造成这次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和问题的性质：“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而我国四化又未能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12]“至于偷渡外逃问题的性质，尽管情况已很严重，但总的来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其中有极少数坏人。这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偷渡外逃的发生和成为一股风，其中是有阶级斗争问题的，我们既不要夸大它，也不要缩小它。”[13]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等情况，习仲勋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14]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习仲勋反复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15]
　　据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16]
　　时隔六年，1987年2月习仲勋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当年反偷渡的场景历历在目，今夕对比，令他感慨万千：“那次来看到的是一片荒凉，宝安县外逃到香港的人好几万。宝安县有一个南岭村，全村有六百多人，当时跑得只剩下一百来人。这次去看到这个村不仅许多人回来了，还新来了一些人，成了个小城镇。”[17]“那时对偷渡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军民一起来设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专管反偷渡。那时把外流的人叫‘偷渡犯’，我对那个‘犯’字就不赞成，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劳动人民。”[18]习仲勋不愧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关于边民偷渡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定性，是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体现，为最终成功制止偷渡外逃风潮奠定了思想保障。
　　三、习仲勋坚决制止偷渡外逃风潮的对策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19]当时习仲勋清醒而强烈地感受到偷渡外逃风潮的严重性、反复性和敏感性，他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对策，成功化解了一起猛烈、严重且棘手的人民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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