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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正谊杂志》创办的背景

    时间:2021-06-02 04:01: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内容摘要:民国初年,中国处于新旧交替过渡时代。袁世凯的专制集权统治和不成熟的政党政治构成了这一时期混合的政治形态。袁世凯上台伊始,在民主共和潮流的影响下,表面上赞成共和,没有立刻消灭异己者,使得民初新闻事业出现短暂繁荣,政党报刊蜂起。但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开始对革命报刊及一切异己报刊进行疯狂的迫害与摧残,反袁报刊几乎都惨遭厄运,新闻事业走向低潮。《正谊杂志》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创办的。
      关键词:《正谊杂志》 袁世凯 专制统治 政党
      
      (一) 袁世凯的专制集权统治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而此时的袁世凯迎合时代潮流,假装“赞成共和”,通过玩弄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视权如命,一上台就开始不择手段的加强个人权利。他深知“有军则有权”,便打着“统一”的旗号通过裁减革命军队等手段把军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他认为民主革命党人是其集权路上的一大障碍,于是大肆镇压、迫害革命党人,逼走了唐绍仪、杀害张振武等人,因此和同盟会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但是此时的他还不敢公然和同盟会翻脸,明张目胆的破坏共和政体。但是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惨遭杀害,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后,举国震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终于识破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于是发动了二次革命,而这次革命却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至此袁世凯的气焰更加嚣张。他通过种种阴谋手段、利用国会经过逼选等方式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他认为国会已无用武之地,便通过《临时约法》指责国会,目的是把国会公布宪法和法令的权利抢夺过来,同时进一步践踏《临时约法》,从而达到增修约法的目的。他说:“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项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致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1]袁世凯还借各种借口非法取消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导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召开,随后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其御用机关,企图篡取国会的权利,并于1914年1月解散了国会。国会解散后,袁世凯便开始对《临时约法》大动刀斧,通过各种手段彻底撕毁《临时约法》,此时,约法会议为了迎合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匆匆忙忙制定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在第三章第十四条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这就把袁世凯破坏民主制度、搞专制独裁的一系列行为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至此,袁世凯已经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集各种权利于一身。
      (二)不成熟的政党政治
      民国初年,人们有集会结社自由。随着民初革命潮流的高涨,社会各阶层、集团的代表人物为了在议会中争取席位,纷纷组党、建党,短时间内,各种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综其数目,殆三百有余,是为民国初期政党林立的时代。”[2]但是国人的政党观念却极为薄弱,有些人全然不顾政党为何物,就盲目组建政党政团、参与党争。对于民初纷繁复杂的政党现象,谢彬的这段描述极为切当,他指出,“当政党之结合,初不以政见也,或臭味相投,或意气相孚,质言之,感情的结合而已,然此犹其上焉者也。其下焉者权势的结合而已,金钱的结合而已。”[3]可见,国人大都怀有不同的动机入党、组党,把入党作为其牟取私人权利的途径,真正以国利民福为前提而入党者屈指可数。为了扩大势力,许多政党纷纷拉拢名望大、地位显赫的人入党。这导致党员跨党相当严重。“如伍廷芳、那彦图、黄兴有11党籍,黎元洪、陆建章有9党籍,熊希龄、赵秉均有8党籍,陈其美、王人文、唐绍仪、王宠惠、景耀月、张骞、于右任、孙敏筠有7党籍等等。”[4]实际上,跨党行为不过是有些政党借以来牟取权利或者装饰门面而已。民初的数百个政党社团,只有几十个政团政纲完整,但是其政纲又有太多雷同,多以民主共和相标榜,在实际活动中也贯彻不力。更有甚者,有些政党连政纲也没有。这些都表明民初政党的不成熟、不健全。多数政党组织涣散且党纪松弛,他们以互相攻击为能事,这导致各政党政见分歧,互相攻击谩骂,斗争相当激烈,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加剧了政局的混乱。
       (三)袁世凯对革命报刊的摧残
      辛亥革命,打碎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枷锁,也给民初的新闻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受辛亥革命的推动,民国初年确立了自由新闻体制。南京临时政府在废除《大清报律》等旧法律的同时,还制定了新的法律《暂行报律》,对新闻界予以保护。另外,《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从政治上对新闻事业提供保障。使得这一时期的报刊剧增,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正如戈公振所言:“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壮观。”[5]民国成立后,许多人为了能在议会中争取席位,纷纷组织、建立政党社团。为了宣传自己,这些政党社团都竞相创办了报刊。同盟会在1912年8月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其报刊遍布于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创办的报刊主要有《民立报》、《天铎报》、《中华民报》等。这些报刊主张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也遍布各地,主要有《大共和日报》、《庸言》等。这些报纸反对民主共和,拥护袁世凯。两大政党政见各异,在宣传时互相批评指责,斗争相当激烈。可见,这些政党报刊,不但对社会没有多少促进作用,反而加剧了政局混乱。
      民初,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政党报刊的蜂起是短暂的。袁世凯上台初,鉴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及言论出版自由政策,表面上忠于共和,故作尊重自由的姿态,暗地里却通过各种手段破坏新闻自由体制。袁世凯在其地位稍微巩固后,便以各种名义发布命令以此来钳制新闻事业。宋教仁被刺后,大部分革命党人终于识破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目标渐趋一致。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便以大量篇幅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搞独裁统治的罪行。而此时的袁世凯为了实现其独裁统治,则对国民党系统及其他异己报刊进行了大扫荡,他下令对国民党系统及一切反袁报刊一律查封,并且用暴力逮捕、迫害报人。对于在租借出版的《民立报》、《民权报》等,袁世凯因无权查封,便命令各地“禁止售卖”。同时,袁世凯对海外出版的革命报刊,也下令予以禁售。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出版的报纸由民国元年的500多家减少了200多家,只剩下139家,同时大批的报人惨遭迫害,史称“癸丑报灾”。
      这一阶段,袁世凯还没有公然制定专门的法律钳制新闻事业,但是在制定其他法律时会附带一些条款来限制新闻事业的发展。1914年后,袁世凯随着其地位的加强,在1914年4月制定了《报纸条例》,制定了许多禁限措施。同年12月又颁布了《出版法》,对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文字、图画印刷品等也作了类似《报纸条例》的禁限规定。 纵观这一时期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可谓是惨无人道,革命报刊几乎都惨遭迫害。但是袁世凯破坏共和、搞独裁统治是不得人心的,一切进步的革命党人,克服重重困难,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古钟秀等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了《正谊杂志》。
      
      参考文献:
      [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页
      [2]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页
      [3]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页
      [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5页
      [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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