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游击战略战术思想的哲学内涵
时间：2021-05-27 20:0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朱德是我党最早提出并实践游击战略战术原则的卓越领导人，其游击战略战术思想博大精深，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的游击战思想包含丰富的哲学内容，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强党性、一切从实际出发选择机动灵活战术的唯物主义、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的唯物史观、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军事辩证法等是其显著的特色。
关键词：朱德；游击；战略战术；哲学
由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长时间内处于弱小的地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长期占据大中城市，为了有效地打击强大的敌人，长时间内进行游击战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最主要的作战形式,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党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他们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关于游击战的经验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无疑所作贡献最大。朱德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的许多宝贵经验,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的军事思想是完整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游击战争思想是他的整个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绚烂明珠。本文主要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哲学内涵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强党性
一支军队究竟由谁领导？为谁而战？这不仅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也是一位军事指挥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战争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解决阶级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特别是在中国，武装斗争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游击战争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且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的意义。如果凭借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存在人数少、装备差、物质供应困难等弱点，就认为游击战争除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外，便没有其他原则的观点，那是不正确的单纯的军事观点。因而朱德在建军初期除非常重视游击战术原则外，还十分重视政治建军，这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出发点。
朱德始终认为作为党的一名军事指挥员，首先必须要有坚强的党性原则。而朱德正是坚持党性原则的光辉典范。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朱德说的“党就是生命，一切从属于党”[1]（P.249）这句话，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写照。朱德指出：“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2]这既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古今中外一切其它军队，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标志，也是人民军队摆脱一切旧式军队的各种影响，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在人民军队创建时期，为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朱德首先在实践上做了大量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中，残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如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薄弱；组织上成分复杂，兵痞占一定数量；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腐蚀着部队的肌体。这些不良因素严重威胁着部队的生存和发展，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朱德1927年10月底率军到达大余后，进行了著名的“大余整编”。在整编中，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将全军56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当时部队党员人数较少，且多集中在上层，这就使得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通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党对连队这样一个基层作战单位的领导就大大加强了。朱德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通过整顿党的组织，来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和实践，是我党早期探索“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成功范例之一，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共同创造了红军第四军，这支队伍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建设人民军队的基本经验，其中规定了一条根本的原则即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问题，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期内，内部思想认识上有过分歧，具体体现为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其实质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在出击东江遭受严重挫折后，朱德认真总结“七大”、“八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朱德认识到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并非原则问题，只是在如何建设人民军队的方法上有不同认识，并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更符合实际情况，于是在陈毅的努力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下，朱德毅然坚持真理，承认自己在“七大”前后的某些错误认识，并心悦诚服地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为统一全军党内思想，1929年底，朱德与毛泽东、陈毅一起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批评了当时红军中流行的把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要在前委指导之下平等地执行工作任务，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以及所谓“司令部对外”的提法是错误的，必须建立健全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组织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作了详细规定；并把部队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以战斗兵为主等作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朱、毛之间的坦诚相见和团结一致，共同无条件按中央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办事，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共产党最高军事原则在实践中形成牢不可破的政治纪律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和朱德的“大余整编”都还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初步探索，而古田会议发展“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作出《古田会议决议》，党指挥枪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建军原则。此后，朱德不仅在整个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这一原则予以坚决贯彻，而且在理论上也作了很好阐发。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朱德正是把“党指挥枪”看做自己的生命，始终以这个思想规范自己的一切行动。因此，南昌起义后出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毅然挺身而出承担保存革命火种的领导责任；为挽救濒临溃散的起义军余部，他积极探索政治建军的有效方法，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闽西“朱毛之争”时，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坚持和追求真理，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建军原则；受到“左”倾思想错误的打击时，他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等等，这些都表明朱德始终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原则。后来朱德在一次红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党指挥枪”的原则，曾说到:“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政治工作领导的结果，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他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他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收到的伟大效果。”[1]（P.223）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选择机动灵活战术的唯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