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军事战略思想探析

时间：2021-05-25 20:03:1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陈独秀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他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对于筹集武器，主张取之于敌；对于制敌策略，主张力量要集中；对于起义时机，主张慎重选择，要把握火候。这些主张体现着战略目标明确、战略决策审慎的军事战略特征。
　　［关键词］陈独秀军事战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陈独秀懂不懂军事,有没有军事思想，莫衷一是。陈独秀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指导者，提出和作出了许多富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构想和决策，直接推动着起义胜利到来，这表明他是具有一定军事战略思维的。目前史学界虽然对于陈独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有所关注，但多注重于政治层面，就其军事战略指导而言，还鲜见专题研究。［1］本文拟就此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武器装备取之于敌
　　
　　在第三次起义的准备过程中，中共领导的武装数量在不断增加，由3500多人很快要发展到超过6000强，但武器却极为匮乏。据周恩来的报告，当时仅有枪支“102支”，其中“3支是坏的”，而且相当分散。［2］P149如何获取武器武装工人，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为此，作为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明确提出了“夺取武装”和“‘草船借箭’”的战略思想。
　　（一）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
　　1927年2月24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组建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即强调指出：今后“要造成工人群众中夺取武装的野心”，要喊出“群众暴动，夺取武装”的政治口号。［2］P153而后，在2月26日的特委会议上，他又对怎样夺取武装具体指示道：“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兵工厂关系重要”，乃“利器所在”，因而“不能放弃”，“仍要设法夺取”。［2］P191-192在此，陈独秀不但提出了要工人夺取武装的战略思想，而且发出了怎样去夺取，夺取的重点是什么的具体指示。这一思想在当时是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首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围困下的上海，要解决迫在眉睫的武器获取问题，一般来讲其途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己制造，另一种就是购买。而此两种途径都必须投入相当的经费。而当时党是不可能有这些经费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起义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明确提出“夺”的思想，无疑使党在一筹莫展之余便又豁然开朗起来。其次，其对于怎样夺取武装的具体指示，成为工人实际斗争中的行动指南。根据其指示精神，工人群众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二、三人为一组，想办法接近站岗的警察，采取突然行动，使敌人手足无措，夺取枪支，然后掩护逃走”［3］P156。
　　陈独秀这一战略思想表明，夺取武器不宜过早，只能在总同盟罢工之后，使工人群众一夺到武器，便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否则，将会暴露党组织武装起义的意图，打草惊蛇，造成被动的局面。在起义实践中，“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从而使“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2］P418比如在南市的战斗中，“从警察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的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又如，在虹口的战斗中，工人群众“夺得警署，夺得枪械”。［2］P419再如，在浦东的战斗中，“全体工人罢工”，“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2］P420类似情形，不胜枚举，在当时的“七个区”中都是很明显的。正是因为工人群众在起义中用“夺取武装”的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才缴了警察的械、缴了反动军阀的械，武装了自己，从而不断壮大，最终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二）提出“草船借箭”的口号
　　在提出“夺取武装”思想的同时，陈独秀又在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草船借箭”的策略。在军阀统治摇摇欲坠而工人有组织的力量在不断壮大的情况下，一些警察企图免于缴械，于是主动与工人纠察队进行“接洽”。对此，陈独秀主张要“表面敷衍，使他们不妨碍我们，最后仍要缴械，提出‘草船借箭’的口号”。［2］P224而后，中共便将“利用各种巧妙的方法借用武器”的策略都美其名为“草船借箭”。［3］P155当时，中共不仅在军阀警察身上成功的实践了这一策略，而且借用保卫团的武器也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之一。保卫团本是军阀政府允许成立的一支合法资本家的武装。全市保卫团共“有一千余枪”，分属各个工厂的资本家掌握，名义上属于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商业联合会，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编制和领导。参加保卫团的人可以发一套制服，一支步枪和几发子弹，还经常有机会站岗放哨和受训，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不受干涉。这对于急需武装和训练的工人群众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在2月28日特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指出：保卫团“不敢先发难”，“我们要他们或借枪给我们，或影响我们。”［2］P224于是中共选派了一批优秀工人打入保卫团，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参加军事训练，取得枪支弹药，等待时机，配合工人的武装起义。打入保卫团的优秀分子，不但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带动和影响了原来的一批保卫队员，与工人纠察队共同战斗，向反动军阀进攻。在南市区就有一百八十多名保卫团成员主动与工人纠察队联系，自动参加了武装起义的斗争行列，支援了南市工人纠察队。”［3］P155可见，“草船借箭”策略显著的推动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到来。
　　“夺取武装”和“草船借箭”，简言之就是武器取之于敌，这为党在经费捉襟见肘以及政治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武装工人群众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在起义之前即可获得部分武器武装自己，并争取一些武装同盟；更在于一旦这一思想普遍武装了起义工人的头脑后，便可极大增强革命武装力量壮大的内在潜力，从而为取得起义的胜利提供军事保证。
　　
　　二、集中兵力，把握时机
　　
　　鉴于“第一、二次暴动，由于准备不足”，力量分散，“时机掌握不准，遭到失败”，［4］P210陈独秀认识到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必须突出注意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兵力；二是选择最佳暴动时机。
　　（一）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
　　在2月24日的特委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2］P153对于应集中的地点，他明确指出“应集中浦东”。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训练码头工人和流氓”充实自己的实力，［2］P152加上“海军陆战队一到，就驻川沙”［2］P148，这样革命的力量就大大增强了；另一方面他敏锐的观察到，“浦东的兵队较少”，敌人的力量相对薄弱。于是，在浦东这一局部地区，只要集中工作，便可实现我强而敌弱的态势，也就“容易夺取武装”，最终便可取得暴动的胜利。［2］P152依据这一思想，他在2月28日的特委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照接洽情形，在战术上有一可注意的问题，即占领浦东问题，因党军将从宁波来浦东，同时保卫团兵士等都有接洽。是否我们可以先占据浦东，成立小政府，等党军一来，我们再成立浦西苏维埃。”［2P］224可见，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异常强大的情况下，陈独秀特别注意讲求集中兵力，造成局部地区敌弱我强的战略态势，从而实现局部斗争的胜利，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以影响全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提出“集中浦东”的战略构想未免有些不妥。这是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之一，要想取得起义的胜利，从策略上讲就必须尽量不让帝国主义者介入，“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2］P147而当时“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2］P419可见，在不触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要“集中浦东”是很难办到的。也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罗亦农都不赞成陈独秀的这一提议，最终决定“由军委讨论”。［2］P152后来的起义中，也是分为“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分区突击，同时作战。［2］P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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