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治理：农民抗争的“伸冤模式”解析
时间：2021-04-28 20:03: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农民上访存在一种本土化的“伸冤模式”解释框架。上访者通过冤民身份的发明，试图消解国家与政府权威的话语网络，并建构起一种混同性的诉冤话语体系。在伸冤型上访中，上访者以家庭伦理式的私人道德逻辑支配和控制自身的行为与话语，按照一种拟家庭化的套路和边缘化的策略，能动性地运用道德、法律、舆论等多种资源或手段与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持续抗争，最终达成利益赎买型妥协。这妥协是“私了化”的交易而非“法治化”的裁决，容易造成基层权力的污名化，成为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重大隐患。
关键词：农民上访；伸冤模式；抗争套路；边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5-0114-07
Abstract：There is a localized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redressing of grievance” mode for farmers to petition. Through the invent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e wronged， the petitioners tried to dispel the discourse network of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constructed a mixed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petition of redressing grievance， the petitioners use their personal ethical logic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ir own behaviors and discourses； according to a strategy of family￣based routines and marginalization， they can actively utilize various resources and methods such as morality， law， public opinion， etc. to continuously argu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and finally reach a compromise of interest redemption. This compromise is a “private” transaction rather than a “rule of law” judgement， which easily leads to the stigma of grassroots power and becomes a major hidden danger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Key words：petition of farmer；redressing grievance mode；arguing mode；strategy of marginalization
長期以来，农民上访成为乡村失序和治理失效的重要表征，基层政府疲于应对农民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上访伸冤作为典型意义上的“农民抗争”，对农民上访伸冤的身份特征、抗争套路、行动策略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认识在以往乡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无效”的症结，进而更好地在推行乡村振兴中建构起乡村治理“有效”的体系。进入新世纪，我国传统乡村迎来大转型时期，乡土社会急速变迁、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资本下乡不断增多，农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发展中的秩序混乱问题，农民上访群体的大量出现便是客观的佐证。从起因上看，基于冲突解决理论，政党民意表达功能缺位、司法制度效能较低、“官本位”文化传统是民众偏好信访的深层次原因[1]。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观察，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2]。从类型上看，由于人格权利与直接利益常常连带受损，农民上访由此形成“无理上访”[3]“偏执型上访”[4]“谋利型上访”[5]“要挟型上访”[6]等多种类型的混同，其中维权与谋利是解释农民上访的基本框架。从抗争逻辑看，不论是政策性强的“依法抗争”[7]，政治性强的“以法抗争”[8]，抑或是权宜性强的“草根动员”[9]，底层性显著的“以死抗争”[10]和“以身抗争”[11]（具体情况见表1），均有意关照了农民上访抗争的特定侧面，不同程度嵌入到了抗争政治的分析话语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言，信访研究的基本议题系于社会、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三个主题[12]。可以看出，这些主题更多沿袭的是西方“法律统治”或者“底层政治”的话语体系，某种意义上缺乏对农民上访的主体性关怀和本土性关照。结合农民“伸冤”这一上访的本土性话语和相关行动策略，进而提出农民上访的“伸冤型”分析框架，无疑是审视农民上访的一种本土化径路。农民上访伸冤行动更多时候遵从的是私人道德的逻辑并游离在制度的边缘，容易造成冤情下沉和底层冤化。
一、身份的再造：从上访者到伸冤人
伸冤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渊源流传，是有深层文化基因的。人们采取的伸冤手段和经历的过程都好似有一个内在的“昏官-清官-圆满”模型[13]。在古代，鸣鼓伸冤仍然是在“诉讼”的法律体系中，而当代中国农民的上访伸冤已然是一种非法律救济行为。更多时候，在上访的农民看来，诉讼往往不如上访管用。
在我无处去伸冤的情况下，我只有将我的冤情，我所受到的遭遇写下，向您们去叙诉，以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还我一个应该有的自由与安全！——任建才的《控告状》[14] 得益于于建嵘教授的帮助，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亲自见到并访谈了《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基于100例上访劳教案的分析》此书中收集上访案例中所涉及的上访者，部分案例材料也来自于笔者的整理，后文不再另行标注。文中人名已经学术化处理，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