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劳动者更多尊重与保护
时间：2021-04-09 20:02: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学者孙树菡热衷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制修订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言献策。她将职业安全卫生、工伤保险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10多部学术著作。
孙树菡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她还是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自1982年起，孙树菡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主要教授职业安全卫生、工效学、职业伤害与工伤保障等课程。
在30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孙树菡出版了10多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多部获奖。1987，她与人合编的《劳动生理与劳动保护》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材奖；1995年， 孙树菡所著的《劳动安全卫生》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著作奖。这两本均被原劳动部确定为全国劳动经济专业必修课本，并由她本人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
孙树菡还参与了职业安全卫生领域多部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在参与立法讨论过程中，当劳动者的权益没有被充分重视和没有得到最大限度保护时，她曾多次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在做社会调研时，孙树菡亲眼目睹了许多职业病患者的悲惨境遇，她在同情的同时更加勉励自己，要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尽可能地多说一句话、多出一份力。
唯有尊重才能更好地保护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人们脑子中普遍的思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小车不倒只管推”。孙树菡在1978年上大学之前，曾在农村劳动、工厂工作过。给她很深的一个体会是，当时只要产量，根本不会考虑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虽然当时也提安全生产，她还当过安全员，但实际上的要求仅仅是“别出事，对上面好交代”，完全不是从保护劳动者的理念出发的。
整个社会对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不重视，使孙树菡觉得自己应该为改变这种社会现状做出一些努力。在孙树菡读硕士研究生时，她就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原院长赵履宽说：“我要读您的研究生。我虽然对劳动经济感兴趣，但更多的是在劳动保护这一方面。希望您能支持我，让我再拓宽一下知识面。”因此，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孙树菡就开始系统地学习公共卫生专业的劳动卫生以及安全技术和心理学等课程。
1987年，孙树菡开始为撰写硕士论文做调研。她准备从劳动经济的角度，研究企业“留不住、招不进”这种状况的根源。在和一个工厂的工人聊天时，这个工人告诉她说：“干活的时候，老感觉脑后有一双眼睛，后背凉飕飕的。”原来这个工厂的车间主任，连工人上趟厕所都监控。她就去工厂的职业病防治所查看相关资料，发现女工集中的地方，很多人得了癔症。孙树菡找到车间主任，说：“短短几年时间，你们这里就有30多人得了癔症，你不觉得和你的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有很大关系吗？”那个车间主任说：“怎么是我把工人弄疯的？这些人要想‘出活’，就得拿鞭子抽。”孙树菡生气地对这位转业军人出身的车间主任说：“你这个人呀，怎么不讲感情，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呢？”那个车间主任不耐烦地说：“你这些都是纸上谈兵！”面对这样的态度，孙树菡顿时觉得，如果对劳动者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何谈去保护呀！她更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劳动者说话。孙树菡在研究职业安全卫生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工伤职工，看过了更多伤残职工的悲惨境况。研究越深入，她越感觉难罢手，更加觉得必须去为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做些事情。作为一名学者，笔杆子成为她呼吁社会重视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最佳武器”。她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企业工伤遍体鳞伤 社会保障亟待跟上》《安全科普 迫在眉睫》等文章。
2004年，孙树菡在参加一个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座谈会时，遇到了一个罹患矽肺Ⅲ期的农民工。这名农民工沮丧地说：“我有两只手，我可以养活我的老婆和孩子，可现在为什么我要请政府来帮助我呢？我本来是不需要你们帮助的。可现在呢，出来干活干成了这个样子。我现在已经是矽肺Ⅲ期了，就是一个等死的人了。”孙树菡当时就流泪了。回来后好多天，每当想起这件事，孙树菡就觉得，不为他们做些什么，自己就无法心安。2004年，孙树菡发表了《必须强化矿工安全保障体系》，呼吁加大对矿工安全的保障力度。2006年，孙树菡还与人主编了《劳动者职业伤害法律保障》。
孙树菡经常参加一些国内、国际会议，她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大家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一个由全国中小企业参加的会议上，坐在孙树菡左边的是一个三级市的市长，右边是一个三级市安监局的局长。在听完主席台上领导发言后，孙树菡左边的那个市长说：“为什么要追责？今后简直不敢再搞生产了！”孙树菡就对他说：“安全生产的追责是把‘双刃剑’。现在这把剑悬在了您的脑袋上，您得把您的‘子民’的生命看得更重一些。当然也有可能像您说的那样，不敢搞生产了，比如江西九江和福建泉州全面退出了烟花爆竹行业。但是，你们就不能多进行一些安全投入，让生产环境更安全一些，让劳动者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孙树菡在说到“子民”这两个字时，加重了语气，她希望提醒这位父母官，应给予劳动者更多的尊重和保护。坐在孙树菡右边的那个安监局长，在听完她的一番话后，直向她竖大拇指。
职业安全与卫生不应“分家”
孙树菡到农村下过乡，在工厂又当过几年工人。这些劳动经历，给她最深的体会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哪些是职业安全管理措施，哪些又是职业卫生管理措施，是无法具体分开的。她当时切切实实地感到，应该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将两者合在一起进行立法。
我国的立法大多是由政府部门牵头制订的，这与职能部门的分工有很大关系。由于政府机构的职责分工多次调整，负责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的部门一再变化，致使至今没有出台一部综合性的《职业安全卫生法》。20世纪80年代，《职业安全卫生法》的立法计划提上了日程。1994年，讨论中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被改成了《劳动安全卫生法》。1999年，这部尚在立法讨论中的《劳动安全卫生法》又被改成了《安全生产法》。孙树菡记得很清楚，当时在讨论制订这部新法的时候，只要草案中有“职业卫生”的内容，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孙树菡当时很着急，她说：“我们就不要在这里作无谓的争论了，当务之急是出台一部新法，尽快保障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不要忘了外边还在死人呢！”2002年6月，《安全生产法》终于颁布实施了。
孙树菡不无遗憾地说，在职业安全卫生领域，我国要是有一部综合性的法就好了。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在法律归属、名称、立法宗旨、适用范围、涉及内容以及实施法律的基本机制等方面，这些法律与《职业安全卫生法》都有很大不同。由于我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制机制所限，在立法方面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新的突破。孙树菡还是殷切地期望职业安全卫生领域的同行，能站在一个保护劳动者的更高的角度来全面思考和行动。
保护生命要与时俱进 超前思维
2010年，国际劳工组织修订了“国际职业病名单”，将职业病种类增加到100种。孙树菡在看过这份名单后，觉得其中的“2.4 精神行为障碍”部分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的新规定。这一项规定分为2个部分：2.4.1 创伤后应急障碍和2.4.2 上述条目中没有提到的，但是有科学依据或是适当方法能确定与工人接触而导致行为障碍有关的，也应被认定职业病。
孙树菡期盼着我们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也能够更具前瞻性一些，并将覆盖范围扩展得更广一些，以使更多的劳动者得到保护。孙树菡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邮递员在小区送信的时候，在楼道里被一只狗咬了，吓得精神不正常了。她很同情这位邮递员，但很可惜我们国家的职业病目录里面没有“创伤后应急障碍”这一条。孙树菡在看过2010年新修订的“国际职业病名单”后感到，如果我们国家的职业病目录也能如此规定，那个邮递员不就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