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柯的历史发展理论
时间：2021-03-22 00:12: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维柯提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致的。这种规律性和一致性，在宏观上，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式样呈现出一个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的过程；在微观上，表现为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关键词]维柯 历史发展 内驱机制 外驱机制 终极机制
詹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在1725年出版的蜚声于世的《新科学》中，他首次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和运思方式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规律、动力和目标等学说，勾勒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图景，构筑了整个“历史哲学”大厦的基石，开创了“历史哲学”研究的先河，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调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维柯提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致的。这种规律性和一致性，在宏观上，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式样呈现出一个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的过程；在微观上，表现为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历史发展的式样
维柯认为，“历史哲学不应该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而应深入到历史的深层结构中去。因为过去的‘历史’，无非是事件的联缀，只有在结构的共性基础上，才能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长时期的历史。”于是，他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并坚信每个民族都是严格遵照这三个时代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在这三个时代中，神的时代是最原本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英雄的时代是过渡的时代，是传承的时代；人的时代是繁盛的时代，也是即将没落的时代。维柯特别重视人的时代，对其褒贬颇多。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彰显，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奴役，向原始人的呐喊和贵族的特权说出了再见，人成为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的存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个人主义悄悄滋生并不断地加以蔓延。于是，道德的规范开始松弛，人变得堕落，迷恋于酒池肉林，沦落为追求物质和精神刺激的奴隶。除此之外，他们还享受着无任何人可以约束的自由。这不仅导致了政府权威的丧失，而且人们的共同理想也随之破灭，战争连连。为了根治这个痼疾，维柯开出了两条济世良方：第一，要靠一个更能干的民族来征服和保存没落的民族，就像公元5世纪富有朝气的日耳曼人征服已经颓废的西罗马帝国那样；第二，“‘如果各民族在那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不幸中腐化下去，既不拥有土著的君主，又没有更能干的民族来征服和保存它们，那么，天意对这种极其严重的灾难就求助于它的最后的拯救药方’。这种最后的拯救药方就是回到原始野蛮时期的淳朴和宗教畏惧的复归。”这样，历史就会重新演绎“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历史图景。
据此，西方有的学者断然认定维柯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如帕特里克·加德纳和詹姆斯·莫里森就持这种看法。”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把维柯的历史哲学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反映”。我们有着与此不同的观点。虽然维柯认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周期性循环，但这种循环并非是一个简单、机械、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是一个能动的、进步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正如柯林武德所言：“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圈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决不会重演它本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
可见，历史虽然是“重复的”、“循环的”，但这种“重复”和“循环”是在不同的层界中完成的。它们并不像奥古斯丁所讲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合法形式（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以其宿有的使命（教育和治愈人性的堕落）向前迸发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在保存人的基础上来拯救人。回到原始的、野蛮的神的时代，这时我们所遇见的“野蛮”，并非是历史上的野蛮，而是能使人克服过度文明化的“野蛮”。这种回归虽然没有把世俗的历史从其“宿命”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却可以自豪地说，它拯救了人类免于文明化的自我毁灭。那么，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复”和“循环”呢？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问题。
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
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重复性”和“循环性”，这还只是停留在宏观上、表层上的认识，并没有从微观上、深层上触及到整个历史发展的驱动机制。所以，要想认清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貌，就必须掘发隐藏于历史背后的更持久的、更深层的东西。维柯不仅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理论问题，而且在创立历史哲学的过程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随着维柯历史哲学的创立，人们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解就逐渐抛弃了偶然因素的影响，转向隐藏于历史背后的稳定的、深层的东西。”
1．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维柯把人性的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而这一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已有之。
在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就从人的这种永恒的恶的本性出发论证了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他在其政治学名著《君主论》中明确指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此外，这种恶的本性还是永恒的，谁打算预见未来，谁就必须注意过去。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与过去的事物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们是由永远具有同样激情的人们作出的，所以结果也总是同样的。因此，谁掌握了哪个国家的历史就能预见哪个国家的未来。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把人性的恶视为历史发展的内驱机制是缺乏系统性和概括性的。他只是从外延上描述了人性的恶的外部表征，并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概括出人性的恶的内在品质。而维柯做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婪和权势欲。”这样一种形上概况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与此同时，维柯还看到了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私欲，并且把它也列为人性的恶，阐释了它对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如霍布斯所言：“任何人的自由行为，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对自己的好处”。经验论者休谟也有着与霍布斯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所支配的，并且甚至当他们把关切扩展到自身以外时，也不会扩展得很远；在平常生活中，他们所关怀的往往也不超出最接近的交友和相识。这一点是最为确定的”，而“没有政府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的最自然的状态……只有财富和所有物的增加，才会迫使人们脱离这个状态。”可见，无论是霍布斯还是休谟都是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并把它作为基础来论证历史发展的。维柯敏锐地扑捉到了这一点，在对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时代的描述过程中也渗透了作为人性的恶的私人利益对社会历史发展其推动作用的观点。
在神的时代，懵懵懂懂的原始人还没有真正的主体意识，他们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为了维持自我的存在可以不惜一切，因此他们是凶狠的、冷酷无情的。在英雄时代，人们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属性。这种主体属性表现为：在城邦内，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的要屈服于贵族的权威；在城邦与城邦之间，他们通过不断的战争征服其他城邦以实现自己的私欲，要么加官进爵，要么博得丰厚的奖赏。在人的时代，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彰显，他们为了满足个人的“合法”情欲而创建了家庭，实现了种的繁衍。接下来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从事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千方百计地进行资本积累，结果导致了生产和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定期或不定期地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