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SA谈判经济效应分析

时间：2021-02-24 08:02:19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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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和澳大利亚倡导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谈判——TISA（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其成员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70%以上被认为是服务贸易自由化中最热门、最有发展前景的谈判。使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型，对TISA谈判可能达成的不同成果及中国的不同参与路径进行模拟，从宏观经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三个角度定量测度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的潜在影响。模拟结果显示：TISA谈判成员进行服务贸易壁垒削减会产生比较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在TISA谈判成员达成较低水平服务贸易壁垒减让的情况下，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均会提升;若TISA谈判成员达成较高水平服务贸易壁垒减让时，中国会遭受较大损失。中国除建筑服务业外，其他种类服务业的产出均会产生增长;中国所有种类的服务贸易出口均会出现增长，增长幅度居前的种类有通信服务、保险服务、建筑服务和贸易服务。
　　关键词：TISA谈判;GTAP模型;服务贸易;服务业开放
　　中图分类号：F32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3-0068-09
　　一、前言
　　TISA（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服务贸易协定）谈判是由美国和澳大利亚倡导的，旨在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贸易谈判。谈判议题涵盖金融服务、通信服务、专业服务、海运服务、航空服务、物流服务、能源服务、商务入境、政府采购、国内规则制定等几乎所有服务贸易热门领域。由于50个谈判成员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世界的70%，同时，谈判各方期望达成一项高标准的、涉及所有服务部门的综合性服务贸易协议，所以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谈判。2013年9月，中国正式提交了加入TISA谈判的申请，表达了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谈判的意愿，之后一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谈判。截至2016年12月，谈判各方共举行了21轮谈判，就各项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但是，2017年美国政府搁置了多项贸易谈判，TISA谈判也陷入了停滞。
　　追求发展与进步是各国的共同诉求，TISA谈判作为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条有效路径受到世界的关注，虽然被美国搁置，但是有很多国家对其仍然是感兴趣的。同时，有序推动服务业开放，积极融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流进程，可以促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良好的外部经贸环境，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深入研究TISA谈判的发展进程，定量分析中国参与TISA谈判不同路径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笔者使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型，对TISA谈判可能达成的不同成果及中国的不同参与路径进行模拟，从宏观经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三个角度定量测度主要经济体和中国的潜在影响。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并取得了多项成果，不同学者分别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渠道、服务贸易壁垒的度量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等不同视角探讨相关问题。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渠道
　　一些学者认为贸易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尝试从不同角度解释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渠道。一些学者认为，服务贸易在扩大服务贸易规模的同时，可以同时扩大各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进而促进要素跨国之间流动。Grossman和Helpman（1994）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转移的渠道。Mattoo等人（2001）通过对通信业的实证检验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先进技术在国家之间的转移，进而提高投资接受国的服务业技术水平。另一些学者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作用。Javorcik（2004）认为，随着服务贸易障碍的减少，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服务产品，促进所有要素在国际层面的流动，实现要素的更有效配置。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外国服务企业的加入，将使本地服务业竞争加剧，迫使本地服务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优胜劣汰，进而促进本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Konan和Assche（2007）评价了突尼斯电信业开放的效果，发现随着外资电信企业的进入，本地电信企业的服务效率提高，促进了突尼斯电信业的发展。
　　（二）服務贸易壁垒的度量
　　Hoekman和Mavroidis（1994）认为服务贸易壁垒是某一国家限制另一国家提供服务产品的措施。Hoekman和Kostecki（1995）认为服务贸易壁垒应该具有以下特点：（1）影响服务企业的建立（既包括建立企业又包括维持企业正常运转）。（2）同时限制本国和外国服务企业或只限制外国服务企业。（3）影响服务产品价格。Hoekman和Braga（1997）进而提出，部分服务贸易壁垒可能影响的是服务企业的生产过程，因此应该将服务业的供给侧限制也增加到服务贸易壁垒里面。
　　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壁垒没有像关税一样的显性指标，因此，不同学者尝试用不同方法对服务贸易壁垒进行评估。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两类。直接法的思路是对政府出台的服务贸易限制政策进行度量，以此为基础衡量服务贸易壁垒。Hoekman（1995）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承诺制定了评估服务贸易壁垒的指标体系。这套评估体系又分为三小类，第一类为不同国家（或地区）作出承诺数量与最大承诺数的比率，第二类为开放程度与最大承诺数的比率，第三类是无限制行业数量与最大服务行业的比率。Kalirajan等（2000）认为，Hoekman（1995）的方法与评估费关税壁垒的方法相似，但是这种评估方法与真实情况差距过大，容易造成评价的服务贸易壁垒被高估。另外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使用间接法评估服务贸易壁垒。间接法是指对当地服务设定一个标准价格，然后对高于标准价格的部分进行分解，剔除市场特性等非政策因素得到的就是服务贸易壁垒。Francois和Hoekman（1999）介绍了使用引力模型度量服务贸易壁垒的基础方法，之后Dee等（2003）对部分区域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行了评估。Dee（2005）指出，保护产业的措施也应该计入服务贸易壁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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