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陆宗舆 体面

　　陆宗舆在当前的史书中，毫无疑问是一个反面人物，扣在他头上最大的“桂冠”就是“卖国贼”。1915年初，陆宗舆受袁世凯派遣，与陆徵祥、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中，陆宗舆和曹汝霖、章宗祥同被国民斥为“卖国贼”。被罢免。陆宗舆的家乡浙江海宁还开除了他的乡籍。
　　201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其新作《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中，为三个“卖国贼”说了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在当时的情景下。实在是逃无可逃。作为职业技术官僚，他们三人大体还是安分守己的，不仅安分守己，后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表现……”
　　农历端午节，陆宗舆的孙女陆秀芬回乡，笔者读了她撰写的《功与罪》，这是她将父辈口述与当时的报道结合写成的一篇人物纪事，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她的祖父陆宗舆的外交经历和人生片断。
　　这段尘封的历史，让我们看到的是多面的陆宗舆。
　　
　　从家乡到沈阳
　　
　　1896年秋，江南多雨。钱塘江湖水特别大。前岁，日本占领朝鲜，去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兵大败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让。
　　这天，杭州院试揭榜，榜上第一名为陆润生。刚回到家，“行聘”的人就来了，送来陪嫁彩礼，这样，二十岁的润生马上做新郎了，婚礼定在除夕前十天举行。
　　新娘子徐金凤年方十八，在城里上过洋学堂，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曾结拜为姐妹。
　　新婚燕尔，新娘问新郎：“我是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所以取名金风，你呢?”陆润生笑着说：“你是从天上飞来的，是个富家女，我家穷，所以我是从水里淌来的。”他向新婚妻子说起了自己名字的来历：1876年是光绪丙子年，从三月开始整个江南一直没有下雨，到了五月江河都干涸了，庄稼不长，秧苗也插不上。农历五月十三关公诞辰之日，当地乡绅富豪捐钱办庙会，四乡八里都来向关帝爷祈雨。在乡里私塾教书的陆秀才和娘子也去叩拜祈祷，回家路上，身怀六甲的娘子被一场大雨淋了，一到家便腹痛起来，一会儿。屋外风雨大作，屋内婴儿啼哭。陆秀才满心欢喜，乐呵呵地对邻居说：“大家同喜。今夜普降喜雨，滋润江南众生，为感谢关老爷。这孩子就叫润生吧!”此年。日本派遣七艘军舰、一千多名陆战队员开赴江华岛。胁迫朝鲜与之签订《朝日修好条约》。
　　少年时期，乡人称润生为神童，说他“鼻识极灵能就空气而测风雨，九岁尝骑海塘铁牛候仙人至”，显然，“测风雨”是夸大其能，“骑铁牛”却是实情，因为他的家就在钱塘江边，踮起脚就能望见海塘铁牛。
　　骑过铁牛的陆润生也真“牛”。婚后三天，陆润生告别妻子前往武昌，进入湖北自强学堂学习，这是一所新式外国语学堂，由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创办。此时正是戊戌政变前夕，陆润生受维新运动影响，追慕起了西学，竟然一年多不回家一趟。一年之后，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贷了一笔钱，独个儿去了日本，取名“陆宗舆”报考早稻田大学，这一去就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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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留学这段时间，陆宗舆与不少日本同学结下了友谊。日本早稻田大学被称为“政治家摇篮”，学生基本上以贵族和官宦子弟为主，如大隈首相的侄子大隈小雄、外务大臣的外甥小伊藤，后来成为外务省官员的小村等。1902年秋，陆宗舆学成归国。朝廷对留学生开考。陆宗舆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出身，被授内阁中书官职。
　　久别重逢，妻子徐金凤先喜后悲，喜的是她终于结束了五年孤独生活，并且很快怀了孕：悲的是清廷将派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随同名册中有陆宗舆的名字。
　　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语言不同，国情不同，欲将德文译成中文，新名词的表达成了一大障碍。陆宗舆在日本学的是法政专业，随身携带着许多日本法学诸书，大多译自德国，此刻，他参考着这些日文书，先将德文翻译成日文，再转译成中文，既准确又易懂，因而，同行的人跟着他学，以此解决了翻译问题。第二年秋天，五大臣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翌年，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
　　
　　“万民伞”的来历
　　
　　早年出版的一册《民国人物》在“陆宗舆”条目下记载：“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加强搜刮，盐课收入三年内激增二倍多，得清廷赏识。次年升任候补四品京堂。”其实不然，当年陆宗舆从运输和生产两方面治理盐业，显示了他不凡的经济头脑和才干，因而，不仅得到朝廷赏识，还得到了当地百姓绣送的一顶“万民伞”。
　　在盐课总局，报表上的两个数字引起陆宗舆的注意：上年三省盐税总收入为五十万两白银，每年库存积压的盐达八万吨。原来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大车一次也只能拉上几百斤，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一年中最多拉上一两趟。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
　　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问题出在当权的慈禧太后身上，她历来对铁路恐慌。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京张铁路筑了两三年，因慈禧不给钱还耽搁着：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因而不敢用火车运盐了。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很快第一批盐从铁路起运了。过去每斤盐的运费需要一元钱，运送时间长达一个月，用铁路运输后，每斤盐的运费只花几分钱，一个星期就能运送到，而且不受天气限制，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
　　运输畅了，盐却不够卖了。
　　一日，陆宗舆来到营口田庄台盐场，这是东北最大的盐场，由于上年海水泛滥，潮水漫过海岸浸入卤地，煮盐场被毁坏了，盐工都逃荒要饭去了。陆宗舆发觉海塘堤坝是用土筑的，海水一冲就全冲垮了。他对盐务局官员说：“这里的海潮还没有钱塘江潮水大呢，我老家海宁筑坝用的是石头和铁笼，抗得住海水的冲击，这里附近山上有的是石头，也可以试试。”他命县令督办，将盐工们全都找回来，先筑海塘，后建盐场。于是。开矿采石，垒堤筑坝，不到一年，盐场周围上百里海滩高高垒起了石砌大堤。田庄台盐场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景象。
　　那时，盐场官办，贩卖私盐视为犯罪，盐商运盐限量必经盐卡检查。称重时，如果发现多了一二石，则将所有的盐全数充公。这样，缉私人员可以从中谋利，而盐商则倾家荡产。陆宗舆深知其弊端，下令盐政官员立即改革，采用补征法，即将多余的盐按其重量补交税收，不可没收，一律放行。后来，这个补征法被朝廷采纳，在全国推行。
　　陆宗舆在东北管理三省盐务的三年，第一年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第二年增收了一百二十八万两税银，到了第三年增收了一百六十余万两税 银。为此，陆宗舆受到朝廷奖励：升任候补四品京堂。
　　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万民伞”，这是当地乡民你一针我一针轮流绣成的，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拥戴之情。因为遭遇几次大海潮，这里安然无恙，不仅盐场连年丰产百姓增收，堤坝还拦住了洪水泛滥，千万百姓不再受水灾之苦了。
　　从此，陆宗舆有了“经商奇才”的名声。
　　
　　“调停法”的功绩
　　
　　武昌起义后不久，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陆宗舆任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赴日本为驻日公使，此年他三十八岁。
　　刚到东京，有记者采访陆宗舆，随即引出了一段“美的新闻”――
　　农历八月十五，皓月当空，寒光似水，大隈首相在官邸邀请陆宗舆和日本公使日置益并外务省多人赏月。欢聚之际。大隈问询袁世凯起居后，凑近陆氏身旁耳语道：“听说袁总统要想改帝制，如有意跟日本合作，我们理当有所贡献。很高兴地促成此事。请你密告他!”听罢，陆宗舆急摇手回答：“没有这档事!”
　　次日，陆宗舆向总统拍发电报，说：“大隈好说不负责任之言，我国最宜慎重。”并进谏说，“切勿以学理之空谈。贻国家莫大之实祸。”
　　后来，国内的《北京实报》在“美的新闻”专栏对此作了报道，称陆宗舆是“驻外使节中反对帝制最初之一人也!”
　　新年来临，陆宗舆接到总统来电，说国内正在抓捕革命党人，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
　　再三考虑后，陆宗舆决定找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大隈早就听说中国方面的要求，对他说：“引渡政治犯，日方没有意见，不知陆大使打算如何办理?”
　　“这些人是爱国人士，很年轻，有才干，只是政见不同而已。我以为，他们在国内是政治犯，逃亡到国外就是国事犯了，对于国事犯，国际法是保护他们的。如果你们日本国将他们引渡回国，毫无疑问，必然会出现一场大开杀戮的悲惨局面，这样做，日本国就有损国际名誉了。所以，我的意见是采用调停法，从中调停。”
　　“调停法，怎么调停?”大隈问。
　　“调停就是保护，给予特赦。他们逃亡海外，自然囊中羞涩，生活艰难，对于年少愿意学习的，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对于避难的革命党人，我们给予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大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
　　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他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最初，日本人还吃了袁世凯的亏，当时就结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帮助他对付其政敌，所以一口答应了陆宗舆的方案。
　　才过月余，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大借款的协议，孙中山特意会见陆宗舆。一见面，他说：“由于你的调停，许多国民党人不被杀害，我在这儿也安全，这是你的功劳，我得好好谢谢你。”接着说，“5月份上海有六万人集会，反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的行为，我请你立刻打个电报给五国银行团，声明这个借款纯属非法，中国人民不予承认，”
　　陆宗舆面露难色，但，接下来两人的谈话仍是推心置腹的。孙中山说：“我们国民党人希望中国统一，然后发展交通，开发矿藏，制造轮船和新式武器，努力上几十年，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到了那个时候，我还要去修十万里铁路，为后代造福。”陆宗舆诚挚地回答：“我是代表中国出使日本的，大使馆为一切在日本的华人服务，你们遇上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使馆找我，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
　　孙中山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写“润生兄留念――孙文”送给陆，两人握手告别，
　　因为这个“调停法”，以后许多年里，国民政府一直给陆宗舆发放年俸。也因为有这个“调停法”，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秦庭之哭”的背后
　　
　　陆宗舆和曹汝霖、章宗祥之所以成为人们眼中的“卖国贼”，是因为他们经手了与日本人的谈判，最终接受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亡国灭种的隐痛。
　　多年以后，陆宗舆在他的《五十自述记》中透露，日本之所以能在最后关口将苛刻而阴毒的第五项条件撤销，与他在其中打的一张“悲情牌”有关。“宗舆则知能顾全东亚大局之人，日本大有人在，固已早为之所。至五月初四初五极不得已时，势不能不对其有心有力之要人，力陈利害，为秦庭之哭。惟事关机密，现尚未便尽宣，顾彼实因是感动，提议撤销五号者也。”
　　且把时间拉回到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觉书》文本，即“二十四条”，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值得一提的细节是，这一本《觉书》的水印图纹是兵舰和机关枪――显然，这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有意为之的武力威逼。
　　袁世凯看完“二十四条”，惊诧无措，“殊为失望”，但他没有断然拒绝。当日，外交部致陆宗舆的密电说：“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日本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
　　日本人够狠毒的，乘着德国战败、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要求，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权等等，共五项二十四条。其中最厉害的是最后一项，即所谓第五号，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那年月，日本人真的想把偌大的中国一口吞下，以当时他们的国力。“蛇吞象”并不是不可能。一日，陆宗舆上门拜访日政坛元老松方正义：“贵国元老屡次说要和中国亲善，如果中日关系有需要则会出面排解。今天满洲戒严令已经下了，中国大使馆下旗归国就在旦夕。我不能把有关的外交密谈的情况向元老们讲述，现在我准备把有关此条款的详细情况写出来，贴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前。我将自刎在其下，以殉国难。”这就是陆宗舆的“秦庭之哭”。
　　5月5日又是难熬的一天，这天日本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松方正义与加藤外长争执得非常激烈。最后终于传出了删除第五项的确言。
　　5月7日，日本外务省向袁世凯发出了四十八小时必须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日本军舰在中国的渤海水域游弋，日兵一旅在福州登岸，滨田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向满洲进发，松江步兵第六十三联队进入济南城……中日大战一触即发。当日，陆宗舆收到外交部转递的袁世凯在最后通牒文本上的手批：“第五号大损主权，中国政府绝难承认，虽4月26日修正案重为修改，性质略变，但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 之点。”落后的中国正是他日本厨房里案板上的鱼肉，鱼肉对菜刀来说有发言权吗?
　　正当曹汝霖与日本大使日置益会晤时，恰好陆宗舆把日本御前会议的结果――“请其政府对第五号撤回”的消息发回国内。曹汝霖立即以家乡话告诉陆徵祥：“我们立即婉转终止谈判。然后一同托故回去。”日置益一时被弄得莫名其妙。事后，外交总长陆徵祥表扬陆宗舆说：“此电之来，救国之力，胜于百万军队。”
　　5月9日，在日本通牒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而不是“二十四条”，
　　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行为，他与曹汝霖、章宗祥被愤怒的国人斥为“卖国贼”。
　　
　　石景山的白屋
　　
　　如今，在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神秘的建筑――两排房子全部由青石砌成，通体青白色，当地人都叫它“白屋”，它与石景山顶的功碑阁遥遥相望。
　　1918年4月，段祺瑞正式委任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督办，瑞典专家安德森为技术顾问，以“官督商办、官商股份各半”的方式筹集五百万银元，组建公司着手办矿事宜。陆宗舆认股十一万银元。
　　1919年春，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选址，经过反复甄选，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那天，在北京东单栖凤楼的陆宗舆寓所，陆宗舆展开了一幅平面设计图，就是九十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
　　于是，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了石景山的宁静，这个承载着中国人实业救国梦想的巨大工程宣布动工。
　　据关续文《首钢春秋》一文记述，因为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所以，当年陆宗舆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龙烟铁矿公司”，也就是今日首钢的前身。“龙烟”这个名字还有另一层含义，陆宗舆希望钢铁厂会像龙一样烟气滚滚，升腾壮大。
　　1921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这套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耗费了龙烟铁矿总投资的一多半。在如此大宗的买卖上，陆宗舆没有选择他所亲近的日本，却宁愿支付更多的运费、舍近图远到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去选购，在今天看来，其用意是明明白白的――他要摆脱国民对他“亲日”的指责，建造一座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钢铁厂。
　　来自美国的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
　　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地基，工人们用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开山所得的这些石头，青白纯净，质地坚硬，为优良的建筑材料。陆宗舆就地取材，利用这些石料在厂区建造了一排房子，专供美国工程师格林办公和住宿，取了个雅致的名字――“龙烟别墅”。石景山上唯一的这座西式建筑最初被涂为黄色，风吹雨淋后渐渐地褪为白色，首钢人叫它“白屋”。
　　然而，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二十二万人马在长辛店、马厂、三家店一带交火，石景山炼厂正处在兵戈夹击之中。7月，北京政府改组，陆宗舆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龙烟炼厂出铁之事也随之搁浅。
　　白屋成了军阀政府的临时议事厅，
　　1936年，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龙烟铁矿。那一年，陆宗舆住进白屋，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
　　1941年6月1日，六十五岁的陆宗舆病死，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福寿岭位于石景山中部，海拔三百多米，东西走向，长达千米，原名“松鼠岭”。因山中多出松鼠而得名。当年陆宗舆为龙烟铁矿选址时，嫌山名不雅而更名为“福寿岭”。
　　那墓地是他生前选定的，据说他为当地村民办了些好事，所以那里的老人至今还有说他是好人的。当初，陆宗舆的墓修得很是风光。但今天墓址上仅存一片柏树林和一个墓坑，连墓碑也没有了。谁还记得“卖国贼”陆宗舆的钢铁梦呢?
　　1945年12月，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终于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铁水从一号炉带着滚烫的热气流出。
　　2007年年底，白屋和人民大会堂等七十一处建筑列入首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同时，首钢总公司将白屋正式命名为“首钢厂史博物馆”，白屋也就陆宗舆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责任编辑：吕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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