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贫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摆脱贫困全文
时间：2020-07-31 07:2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屋里看上去比较简陋,基本相当于北京10年前写字间的装修陈设;坐在前台的服务员穿着羽绒服戴着毛线帽,显然,在北京入冬最冷的一天,这个屋子暖气严重不足;小会议室还兼杂物房,中间的桌子跟一般家庭餐桌一样大,旁边的6把椅子在不坐人的时候勉强可以挪动――这就是每年募款达1.5亿港币以上的著名慈善组织乐施会驻京办公室?就在记者诧异的时候,乐施会总裁施日庄(John Sayer)先生手端着杯子,已经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他看上去60来岁,身高得有1米9,小小房间里,就显得他“顶天立地”了。
施日庄早年一直在英国威尔士务农。这个英国农民每日除了“汗滴禾下土”,还对时局与社会问题非常关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很享受那一段既用脑力又用体力的生活”。1976年,施日庄移居香港。当他第一次站在香港热闹的中环街头,他不知道与此同时,就在他的身边,几个香港年轻人忙碌着开了一家二手商品店。开店赚钱不为自己,而是为了世界各地的贫穷人们筹款。这就是香港乐施会最早成立的雏形。在亚洲南部湿热的气候中,施日庄更不知道他今后的工作与生活竟与由这家小店未来发展而成的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乐施会
话题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乐施会以“助人自助,对抗贫穷”为宗旨,气候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这也是乐施会官网最近在首页持续关注的内容。
《环球慈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举世瞩目,发达国家谋求减排,而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空间从而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求发达国家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乐施会以扶贫为首要任务,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施日庄:是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当然要做得更多,要肩负起历史责任。现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基本不存在饥饿问题,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口上。这些人首先需要生存权的保障。当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做一些事情,毕竟为了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最终还是会伤害到自己。这中间就要把握一种平衡,比如采用清洁能源等,这是惠及全体人民的举措。
发达国家当然要在资金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乐施会的主张是,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帮助其去适应气候变化,降低最贫穷的人们生存的脆弱性。
《环球慈善》:乐施会一半以上的项目都在中国。目前,乐施会在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工作,并在其中10个地方设立办事处。中国之外的项目与关注点可否介绍一下?
施日庄:在亚洲与非洲,我们所有工作宗旨都以扶贫为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贫穷社区的扶助工作。二是在普通社区对民众的宣传,让大家了解贫穷问题及怎样解决,从而在自己生活中做出帮助他们的选择。比如,我们在香港公民教育中心,定期组织学生来观看演出,以一个非洲难民家庭或是深圳农民工家庭为背景,让孩子们看到贫穷是什么样的。三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倡导,希望影响到一些大企业和政府,制定惠及穷人的政策。比如,让穷人能够得到便宜的药物,还有促使发达国家敞开国内市场,开展更公平的国际贸易等等。
总之,我们认为以上几个方面都是乐施会工作的领域,扶贫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环球慈善》:金融危机对乐施会近两年的募款是否有影响?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施日庄:我们的资金主要来自香港11万普通市民每人每月几百港币的捐款,占到70%以上,比较平稳,不像依赖于企业和政府的NGO那样面临的风险大。我们还通过组织活动进行募款,比如在大型商厦募款,还有4000人参加的“毅行者”项目等;另外,乐施会在成本控制上非常严格,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能保证足够的资金用于扶贫项目。所以,尽管流失很少一部分人的捐款,但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环球慈善》:乐施会如何长期保证这么多来自普通市民的捐款呢?
施日庄:捐款者事前会签协议承诺每月的捐赠。我们严格遵守香港NGO的行业标准,每年有年报,详细公布财务支出情况。此外还有更详尽的问责式的报告,力图清晰透明。
在其他方面,我们对项目进展定期通报,为降低运营成本,用网络方式代替印刷品;我们还有定期的访问活动,每次邀请10位左右捐款者现场考察项目的实施,他们通过网上报名选出,需要自己承担差旅费;另外,每年有捐款人代表大会,700多人参加,包括董事会的成员、各驻地办公室的同事,大家分成若干小组面对面沟通交流,接受捐款者的监督和咨询。
乐施会与中国
香港被一些媒体称作华人社会的“慈善之都”, 慈善已成为政府、商业之外社会的第三支重要力量。从1987年至今,乐施会已在中国开展了20多年的工作。1991年,一直致力于亚洲地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研究的施日庄加入乐施会担任项目副总干事,后来成为机构总干事,参与有关亚洲与非洲的救援与发展工作。
在此后的近20年里,施日庄在乐施会几进几出,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中国慈善事业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是他被问及有关中国慈善发展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词,对于不断出现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发展过程必然要经历的。显然,他很乐观。
《环球慈善》:从你介绍的乐施会的情况来看,中国内地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多年的合作中,你觉得内地慈善事业发展的情况如何?
施日庄:差距在缩小。20年前,我刚来到这里工作时,内地甚至对NGO是什么都不知道,当年我们在昆明是和政府对外经贸委进行合作,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与更多的NGO合作。
NGO在香港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公众对此有更清楚的认知。香港也有很多NGO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拨款,但照样可以站出来指出政府的不足。香港NGO就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监督政府政策法令的走向,召开新闻发布会让政府意识到重要问题的存在;同时老百姓包括最底层人们也把它看作一个发出声音、解决问题的渠道,这样可以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帮助政府缓解社会的紧张度。
虽然中国内地NGO发展的时间很短,但已经在一些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卫生保健、消除性别歧视和环境等领域。社会向前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要有不同的声音加入讨论,我想其中NGO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环球慈善》:当今中国社会有一种声音,认为政府应从慈善事业中全面退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施日庄: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发达国家的NGO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衍生出的一支重要力量。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的废奴运动、妇女争取投票权等,也都是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我想在中国也一样,NGO每天都在学习如何发展,政府也在学习如何与NGO打交道,两者都在进步。
公民社会拥有更多空间,是一个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和谐稳定非常重要。
《环球慈善》:乐施会已在中国开展了20多年的工作,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也在飞速发展,乐施会的工作重心是否有变化,变化在哪些方面?
施日庄:我1991年开始在乐施会工作时,那时是在云南开展一些传统的扶贫项目,比如帮助农民养鸡来维持生计的小额贷款。乐施会关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基于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我们仍然认为扶贫是首要的工作。所以,继云南之后,陆续在贵州、甘肃等西部地区开设办公室。
当然,随着新的问题出现,我们也开展了更多的工作,期待与政府有更多的对话与合作。比如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帮助那里的人民掌握自己的语言以传承特色文化;我们也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提供给政府以使问题有效解决;另外,我们也更重视公共传播,与媒体的广泛合作使公众加深对贫穷问题的认识。这是20年前做不到的。
施日庄的NGO之家
从早年在威尔士务农到关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再到亲身参与实践改善,施日庄的工作履历虽多次变化,但都与NGO的工作与发展息息相关。2001年,施日庄回到英国牛津,出任国际乐施会的署理总干事。之后,他为乐施会就非政府组织与私人机构的联系方面担任顾问,并完成相关主题的硕士课程。2004年,他加入一家致力于非洲发展的机构,专门协助非洲小生产者寻找市场为本的解决方案。2006年,他重返乐施会,出任总裁至今。
在乐施会的北京办公室,同事们都叫施日庄“老施”。老施到北京这段时间,顺手把自己要喝的咖啡放到桌上,等到第二天自己动手冲咖啡时,发现已被年轻的同事们瓜分完毕,于是哈哈一笑。老施笑呵呵地承认:“每个人都会对我说,John,你错了,John,要这样。” “NGO里无大小”的工作气氛令人向往,这就是NGO的文化。
《环球慈善》:你一直从事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工作与研究,这是你最初的兴趣与理想吗?
施日庄:不是最初的理想。在英国时我曾期望建立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所以我选择去印度旅行。后来我在印度过了一段农耕生活,就是那段经历让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贫穷。于是那时我就确认了今后工作的方向,那是1976年。我在思索,没有理由克服不了这个困难。我选择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对抗贫穷。
应该说在NGO工作的人们每天早上上班时的心情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们工作不只是为了挣钱,他们的工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非常有意义。
《环球慈善》:可以谈谈你的家庭吗?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烦恼是什么?
施日庄:我认识我妻子时,她也在一家NGO工作。她开始在一家环保机构,后来是在一家关注劳工福利的机构。可以说,我们是一个NGO之家。我们的孩子也随着我工作地点的转换而到不同的环境生活。我开玩笑说,如果他们的作业是缺水问题或是和曼德拉有关,我就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作业。我想,适应了不同地方的生活,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能有更多的选择。
如果说有困难就是筹款的压力,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大的困难。我曾看到印度因为缺医少药而夭折的孩子,我觉得那是我感到最痛苦的事情。
《环球慈善》:你选择定居东方是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吗?
施日庄:我对东方的社会问题感兴趣更甚于东方文化。亚洲文化是多元的。我对一种平衡的理念很着迷,比如在扶贫的问题上,很难说哪种方法是正确的,哪种是错误的,没有唯一的答案。人们在尝试不同的方式,不只是NGO的努力,显然,很多不同方式都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链接:
乐施会(Oxfam)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它由十三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1942年Canon Theodore Richard Milford 在英国牛津郡成立,原名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组成目的是在二战中运送食物到被同盟国封锁的德国纳粹占领的希腊。1963年,加拿大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分会。1965年起,改以电报地址OXFAM作为名称。
乐施会(香港)创立于1976年,当时一群志愿者走在一起,开设二手商品店,为世界各地的扶贫工作筹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乐施会初期的活动,倡议以公义的原则对待当时滞留香港的越南难民,并向埃塞俄比亚难民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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