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的读书人]狂妄
时间：2020-07-30 07:29: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北京，后圆恩寺甲一号，原先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四合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刚成立时，知道它的人也是微乎其微。1991年刘文华一只脚踏出校门，另只脚就踏进了青基会。“当时我根本不清楚基金会是干什么的，其实也没多少人知道。”
从不知道到知道，刘文华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经历了青基会从创业到辉煌到低谷再趋于成熟的过程，并遇到了影响他一生事业抉择的徐永光。
“我是个读书人，社会经历不多，总是很尖锐地批评领导，就算没被采纳，也不用担心有人会给我穿‘小鞋’。”刘文华身上有几分未泯的童真，他有感于徐永光开阔的心胸，更有感于青基会宽松的氛围。
刘文华说，当时在徐永光身边聚集了一批想做点事的年轻人。在青基会，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有机会尝试做项目和筹资。“希望工程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最火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一年能做五六个项目。”1994年，从事资产和财务工作的刘文华直接参与并促成《希望工程实施五周年》纪念币的发行。后来审计署计算这次发行的纪念币，为青基会筹款1000多万元。
“人都是普通的人，但可以在一定的环境里迸发出他的力量。”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刘文华，提起希望工程，仍充满自豪。他认为百年内，没有哪个项目可以超越希望工程最辉煌的时候。
尽管希望工程在1994年到2002年间两度遭受严重质疑，甚至跌入低谷，但刘文华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丝毫不怀疑。
“有人说，要把每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这不现实!就是把钱直接汇给孩子还有汇费呢。”刘文华很是幽默，也很平静，他把公益机构比作中介机构。他认为公益组织就是帮助爱心人士实现愿望的专业机构，提供的是一种服务。既然是中介、是服务，自然需要提取工作费用。
“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需要多么高尚，拿多低的工资。拿太低的工资也说明机构有问题。假如工作人员的吃穿都成问题，能不让人怀疑捐款在这个机构安全吗?”学经济出身的刘文华有一套自己的经济理论。
1996年，刘文华向青基会提出了分房的要求。别人不说他说：“中国公募基金会开出的薪水和待遇与工作人员付出的辛劳来说，是偏低的，整个社会给他们太多的道德压力是不公平的。”
分房前最积极的刘文华却在分房时遭遇论资排辈，他的排号在倒数前几名的位置上，但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们是做希望工程的公益人，公益人也是一种职业，尽职就好，没必要当苦行僧。给我们基本生活保障，是我应得的。”
后来，上海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办人吕朝说，公益也是江湖，有黑有白，有高尚有卑鄙，不应在道德上拿太苛刻的标准来要求这个行业的人。刘文华很认同这个说法，所以，他很庆幸这个宽容的青基会一直在包容着他这个“狂妄”的读书人。
随着青基会在风雨中走向成熟，刘文华有了离开青基会的想法。“现在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一个人在一个机构待太久就没有激情了。”2007年的夏天，刘文华毅然告别了他工作16年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也许是这16年给他留下太深的烙印，离开青基会，他却没离开公益和教育。“作为个人，在现实社会中能有帮人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这一年，他再次与徐永光共事。只是这一次他不再在如青基会这样大树的荫庇下工作，而是在一个草根NGO扎根。
“现今，中国公募基金会资助款还是在体制内运转，对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也没有多大意义。非公募基金会对草根NGO的支持是真正在扶持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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