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27年改造,27年守望|黄维郎

　　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特赦出狱后，他最自豪的，是等待他27年的妻子。 　　 　　黄维将军去世21周年后，2010年9月29日，黄维将军之女黄慧南讲述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
　　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将军在1970年代末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但又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9月29日下午5时，黄维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70年代末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作为父亲的黄维，在这个从出生之时便从未谋面的女儿那里，曾经没有占据位置，但是女儿却强烈地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在乎”。而对黄维“在乎”的人，是他执著的妻子蔡若曙。令人唏嘘的是，蔡若曙27年的渴盼和等待，终于迎来了丈夫，但是团聚仅一年之后，蔡若曙黯然投护城河离开了人世。
　　
　　“我本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65年。那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在读高二，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父亲被俘后，我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夫生活在一起。姨妈先是在北京中科院情报所工作，后调回上海和姨夫在同一中学教书。我喊姨夫“爸爸”，姨妈“妈妈”，用上海话喊妈妈“姆妈”。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怀疑姨夫不是我的父亲，他们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地方。
　　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我就跟着姨夫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一见到父亲，我很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然后找些话题聊天。比如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我当时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
　　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我对他还是感到十分陌生，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我也不知道父亲离开时，母亲还怀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1948年的夏天，爸爸带着妈妈、两个哥哥、姐姐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
　　
　　“徐蚌会战”，传来父亲阵亡消息
　　
　　在武汉，爸爸筹办了新制军官学校并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这个学校是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的，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高级军官。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打乱了爸爸的计划。国防部决定对军队进行全面调整和编配，组建若干个兵团，以兵团为基本作战单位，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父亲担任司令，但父亲办军校正渐入佳境，他不想干，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听说蒋介石甚至要拿起拐杖打他。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诚，都由不得父亲不愿意，作为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父亲从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几乎一直在陈诚第十八军任旅长、师长、军长，深得陈诚信任，在此用人之际父亲自然难以推脱重任。
　　但是，十二兵团的主力部队是原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 该军兵力已相当于一个兵团。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同时兼任整编十一师师长的职务。胡琏认为兵团司令官非己莫属。然而第十八军归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由于桂系与中央军的矛盾众人皆知，第十八军军长胡琏自然难当此重任。在陈诚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推荐下，久离军队的父亲在各方博弈下出任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任命为副司令的胡琏，一怒之下便以父亲病重为由离开了部队。
　　就这样，父亲只好答应去就任。他在南京觐见蒋介石时说：“校长，等打完这一仗，我还想回去办军校!”蒋介石应允了。
　　10月底，在汉口组建完成的十二兵团转移至河南确山、驻马店等地集结待命。部队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际，解放军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在父亲离开近半年后，母亲蔡若曙等到的却是父亲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妈妈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父亲被俘后，国民党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大势已去，国民党安排撤退台湾，母亲1948年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我和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
　　几个月后，母亲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着直觉，她不相信父亲会死。终于，她得知父亲被俘了。至于当年如何被俘，我一直没有去主动问父亲，但是随着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渐多，也了解了一些细节：
　　1948年11月25日， 黄维兵团被合围于宿县附近的双堆集。11月27日，在父亲突围当天，中共地下党员、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并反戈一击，打乱了父亲的突围计划。
　　12月1日，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抵达双堆集，12月7日，胡琏赴南京求援。蒋介石在官邸宴请胡琏和宋希濂，并放映电影《文天祥》。随后，胡琏带回消息“自行突围”。12月10日晚，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降。12月15日晚，父亲与两个副司令官胡琏、吴绍周分乘三辆坦克突围。陈诚之子陈履安曾告诉我：“胡琏把一辆最新型号的坦克给了黄维，就是这辆从未启动过的新型坦克出了故障，胡琏坐着旧坦克反而没事，跑了出来”。
　　
　　功德林监狱，最顽固的战犯
　　
　　胡琏突出重围后，遇到了第十八军未被包围的骑兵，先逃到蚌埠，后去了南京，开始了与我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生。父亲在南平集附近的周庄被俘。从被俘起的第一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合作。
　　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父亲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父亲：“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
　　父亲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 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父亲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到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李大钊曾在这里被张作霖杀害。初到功德林时，父亲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抗战胜利时共产党也尊称蒋先生是人民领袖，失败了就骂他是独裁者。”
　　有人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听说杜聿明伯伯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而父亲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父亲在战犯和管理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在这期间，妈妈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妈妈的工作还算如意，姐姐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儿也顺利获批入了学。我在高中入学时报考复旦附中，它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第一批特赦，父亲缺席名单
　　
　　1956年，母亲获准与姐姐一起去监狱看望父亲。妈妈带去了我的照片，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照片，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此后，传来了父亲要释放回家的消息。
　　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这个名单里并没有父亲的名字。
　　母亲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从台湾、香港辗转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的无数次奔波，“不是政府不放你出来，而是你不好好改造”，妈妈总在这么想。一天下班后，母亲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她，紧急送往医院后，终于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这是上海龙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专家诊断确诊的。妈妈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妈妈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后来，我们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
　　
　　“永动机”的奥秘
　　
　　抗战后期，武器主要从美国进口，国军手中有了很多新式武器。父亲在昆明、重庆组建远征军、编练青年军、防守大后方，与美军及武器装备有过广泛的接触。1947年春，父亲被调到国防部联勤总部任副总司令，装备更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对新式武器装备有广泛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父亲研究“永动机”与这个有关。而灵感来自爸爸被俘后在河北井陉关押时，他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该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
　　父亲认为：研制“永动机”，是因为打仗打败了，还想为人民做点事情。
　　但是，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认为，黄维研究“永动机”，就是为了逃避改造。为了阻止父亲的研究计划，他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上交到公安部，公安部又转给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近一周的论证后，答复称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并将理由和理论依据写好退回给他。
　　家里也知道了父亲要研制“永动机”。为了说服他配合改造，母亲和姐姐经常去监狱劝说。姐姐带了很多永动机不能实现的书给他看，他气得要命，就给扔掉了。
　　1968年4月，父亲等人从秦城监狱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的研究图纸和实验设备也一同带了过去。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金源曾回忆：因为这个执拗的兴趣，黄维曾被认为“怠慢学习”，而我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并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我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爸爸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1952年春天，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父亲说，“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战犯管理所也是全力以赴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并副作用巨大。周总理办公室批准，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27年的改造期间，父亲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战犯管理所每天都要保证供应，哪怕是在缺衣少食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爸爸特赦后，才知道国家那么困难对他们还那么好，还专门派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浮肿了。爸爸提起这件事，很感动。
　　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爸爸的思想在此时有所转变，他曾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但是，爸爸还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永动机”的研究。
　　在抚顺，爸爸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并不能像当初设想的那样无止境地转动下去。一直到去世，他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做完就放在阳台上，一平方米大小。特赦后，爸爸还在家里研究，他让我抄写要上交的“永动机”方案的报告和他写的论文;我哥黄理也被调过来研究，他是学机械的，来帮画图纸，一年来好几次，有一次借调了一个月，还有我姨夫的学生，以及他的朋友，不少人都协助过。爸爸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
　　
　　父亲回家了
　　
　　父亲在抚顺改造的时候，我也来到了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了上海，去了吉林延边的农村插队。
　　而1966年，母亲住在清华大学的姐姐家，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被侮辱、被批斗、被押回原籍，回到上海后的好些天，每天去居委会早请示晚汇报，居委会干部说，你来干什么，你又不是黑五类分子，就让她回去了。
　　妈妈与爸爸也失去了联系，我们不知道他去了抚顺，直到“林彪事件”后，有关部门找到我母亲，了解全家人的情况，并告诉了父亲在抚顺的地址，父母才恢复了联系。
　　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好，我爸爸在每封给妈妈的信中都要提到我，问我的病情，他舍不得花我外婆和我妈妈寄给他的钱，反而寄出来给我妈妈，说给我治病用，大概有200多元吧。
　　在东北时，我也想趁就近的机会去看看他。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去抚顺停留下，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没能攒够路费。
　　1975年3月21日，父亲作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293名战犯之一获释了。出来时，爸爸已经71岁了。我母亲早已在上海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到了北京，分离了27年，父母亲终于相会于前门饭店。
　　我得到消息后赶到了爸爸所住的前门饭店，爸爸对我一直有歉意，他住的是一个大套间，他要工作人员在那里放张床，要我住在那。后来因为父亲在北京工作了，我们就把家搬到北京来了。最初，爸爸并没想定居北京，提出带着老妻回江西贵溪老家安度晚年，但中央批示他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并对他格外照顾，每月工资200元。
　　爸爸刚出来那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特别得意，因为前前后后特赦出来这么多人，没有一家是这样的，巴巴地等了27年，好多都是要不离了，要不改嫁，有的人还被拒之门外，所以我爸爸很自豪妈妈这么等他。
　　但是我妈妈这二三十年都是靠药物，大量吃药以致成天昏昏沉沉的，幻听、幻觉、幻视都会有。她担心爸爸说错话，一旦爸爸在会上发言她就紧张。
　　1976年春，妈妈偷偷离开了家，向离家不远的护城河走去，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爸听说消息后，他不会游泳直接就冲了下去，大家把他救了上来，结果就重病了一场。
　　现在一些文章中，对我妈妈很少提及，唯一提及的是黄维兵败后，她去找胡琏领抚恤金，“不料一见面他就破口大骂，说全军覆灭的将军，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这事我没听家里人说过。我倒是听我姨妈说起，胡琏突围出来后，住在上海仁济医院住院养伤。1949年1月，姨妈陪妈妈去医院看望胡琏，主要是为了打听爸爸的详细情况。姨妈印象最深的是胡琏说，“突围时，我车上爬满了人，我就用机枪把人扫光，培我（黄维号培我）心太软，他不干，怎么出得来?”
　　父亲特赦后专注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他晚年最不愿意见到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郭汝瑰，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他受命设计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诱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党员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 顿时乱了父亲的阵脚。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
　　父亲是一个认真的人、耿直的人。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父亲看到这篇文章非常气愤，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是他为此花了有小半年的时间，到处查资料核实，访问亲历者。他平时是不会主动联系人的，可为这事他走访了不少人，用事实说明邓演达不是陈诚告密害死的。
　　这并不意味着父亲是陈诚土木系的人他才会为其争辩。比如曾有人回忆说，在改造期间他对所在学习小组组长、同是土木系的邱行湘就没有好感，认为这个过去的陈诚侍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
　　但是，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时，父亲也被逼做了一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时有位主管领导让父亲登台做大会发言，说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父亲坚决推辞仍然无效，最后声明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稿子可代为上台念一念。此事通过媒体报道传了出去，政协很快收到匿名投诉：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小平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父亲获悉此事后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登报声明。”父亲的这一要求自然不会被应允。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父亲才有机会一吐心中郁闷：“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摘自《看历史》2010年第12期）
　　【本栏责任编辑 蒋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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