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远去的大师未竟的书】 大师远去
时间：2020-07-20 07:28: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这段对巴以冲突的时评写于10多年前。它的作者萨缪尔・亨廷顿，一位颇有预言家风范的国际政治学大师，在2008年年末巴以最新冲突的隆隆炮声中驾鹤西去。
享年81岁的亨廷顿，冷静见证了二战以来的一次次社会变迁，并通过17部专著和一系列论文解释了社会变化的内在规律。这些著作的诞生以及引发的争议也都贯穿着他的人生。
二战后的重建：《士兵与国家》
1927年8月18日，亨廷顿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亨廷顿从小就天资聪颖。16岁时，他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进入名校耶鲁大学，当时正是二战最激烈的时期，几十年前巴黎和会的遗产早已荡然无存，世界秩序一片混乱，因此亨廷顿选择了国际关系作为攻读专业，想通过思考得出方向。兴趣加上勤奋刻苦，两年半后，他被评为“成绩特优”的学生，提前毕业。
亨廷顿本科毕业时，二战已结束，因此服了短期的兵役后，他又回归校园。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开始在美国政治学界崭露头角。
从二战中成长起来的亨廷顿虽未亲自参战，却一直关注美军动态。1951年朝鲜战争中的一件事给了他很大震动，当时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坚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杜鲁门总统因此解除了这位不服指挥的二战名将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国家究竟应与代表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由于二战使得军方势力空前强大，这个问题在战后初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通过深入研究，几经删改，1957年，亨廷顿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该书主张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一出版就遭到各界猛烈攻击，有评论家认为此书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法西斯口号，二战的记忆在那时还很清晰。
虽然第一本书就给亨廷顿带来争议，但正如政治学者卡普兰所评价：“《士兵与国家》开启了亨廷顿长期学术生涯的模式：他的作品并不会立即赢得良好的评价和学术奖励，而是会产生各种评论和鲁莽的指责，但最终会获得广泛地接受。即使亨廷顿的论敌也会不知不觉地使用亨廷顿的方式和语句来界定并担忧世界。”
越战与现代化：《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在美国，“教而优则仕”是很行得通的，亨廷顿也曾在执掌教鞭之后，于1967年担任约翰逊政府国务院顾问。
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亨廷顿为此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在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指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可能得到的东西应建立在“权力的现实性”与“和解的机会”这两个基础上。报告解密后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当时激进的哈佛学生因此占领并焚烧了亨廷顿办公的国际事务中心，有人还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其实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民族自决大潮的总体观点。上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有的国家顺利发展，有的国家却陷入战火――比如越南。
1968年，越南战争激战正酣时，亨廷顿完成了《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阐述这些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他认为，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于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
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在他看来，在这些国家中要先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而实现“均富”能够消解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这样现代化就可平稳实现。
冷战后框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连篇出台的大作，为亨廷顿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面对如此成就，亨廷顿始终保持冷静，他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他本人就是一个喜欢提出新思考的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印证了亨廷顿10多年前的预测，同时也为美国提出了一个课题：冷战后，美国将如何行动？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每个人在这个问题面前均感到彷徨，因此，五角大楼请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做一个评估报告，研究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未来世界主要的麻烦来自何方、如何应对。亨廷顿本人就是研究所所长。
在1993年夏季号的《外交事务》发表的《文明的冲突？》里，他给出答案，并由此引发一场盛大的讨论风潮。“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亨廷顿在文中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写道，“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击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相对于文明的持久冲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只是暂时现象。从长期来看，文明的冲突才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冲突中最根本、最持久、也是最暴虐的冲突。
他划分出了世界上的“七种或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加上或许应该独立看待的东正教文明。这几大文明间的冲突一直不断，而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冲突，乃“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持久对抗，而未来“儒教-伊斯兰的联合”将成为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最可能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
1996年，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一文扩展成书，书名中干脆拿掉了原文标题中的问号，改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更进一步从已经确定的文明冲突论出发，强调了美国领导西方世界重建世界秩序的责任。
不管亨廷顿是否承认，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到武力干涉，甚至直接发动战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客观上也的确产生了某种煽动效应。尤其是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文明的冲突”这几个字在西方报刊的评论版和电视政论节目中密集出现，亨廷顿似乎成了新世纪的预言家，他的理论不仅被用以解读美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这一事件本身，也被用以重新定义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官方从不明确承认这一点)，甚至被拿来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做辩护。此后，他的这一著作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激烈论争，他本人也成为公众追捧、热议与咒骂的对象。
这或许是对他另一种形式的“膜拜”，如同其好友、著名经济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所说，“亨廷顿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都在争论他提出的观点，他是过去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综合《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2期和《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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