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矜贷制度浅析|项目法人制度 浅析

　　摘要：通过对宋代矜贷案例中犯罪种类、矜贷原因、免减程度等情况的考察，归纳、阐释了宋代皇帝矜贷时所遵循的重伦理、重德义、重军功、重身份、疑罪从轻的五大原则，认为宋代矜贷体现了皇帝的好生之德，有积极意义。但是经常法外开恩，既有失法律的公正，也易滋生不良社会风气。
　　关键词：矜贷；儒家思想；礼；法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164－06
　　矜贷是地方司法机关将疑难案件逐级奏献呈上后，由大理寺和刑部根据案情检出相对应的法律条文或断例，并拟定罪名、附加复核意见，连同审判卷宗一起交给皇帝审阅，由皇帝作出裁决，皇帝对其中部分罪犯给予宽宥的司法活动。宋代实行奏谳制度，所以宋代皇帝的矜贷活动尤为频繁。矜贷活动是皇权对司法的干预，虽然是皇帝独享最高司法权的体现，但也展示了皇帝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的仁爱之心与好生之德。《宋会要辑稿?刑法》的“矜贷”门中有大量的矜贷规定及案例，本文以此为主，结合其他资料对矜贷制度加以剖析。
　　一、矜贷时遵循的原则
　　矜贷时皇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律规范的限制，体现皇权的力量，但也会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注重家庭宗法伦理关系
　　儒家思想作为宋代统治的主导思想影响着宋人的方方面面，司法方面亦然。
　　1.尊崇孝道儒家尊崇孝道，子孙必须对长辈行孝，否则为大逆不道。不孝即“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不孝为“十恶”之一，犯此者必受重责。反之，如果禀承孝道，即使有违法犯罪之实，皇帝也会对其网开一面。具体体现为：
　　(1)对从父命而犯法的罪犯给予矜贷。在父权社会中，父亲是家庭中的至尊，故要求其他家庭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即使父亲的命令错误、甚至违法，儿女也得言听计从，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否则，即为不孝。所以此时的儿女处于两难境地，要么违法，要么不孝。皇帝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将“孝”作为第一要素，将“礼”置于“法”之前。如开封府长垣县的李遂与其子同盗杀驴，于法两人都当被处以“徒”刑。真宗考虑到其子从父命而犯法的实际情况，遂于天禧元年(1017年)下诏“特免其子”。
　　犯罪行为受父母支配的罪犯也可免死。如安州胡参遵从父命“劫孙绪财”，于法应当处以死刑②。但仁宗认为“情可悯”，故于天圣十年(1032年)正月将其“黥面配沙门岛。”
　　(2)对因孝心而犯法的罪犯给予矜贷。为亲属复仇是古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虽然历代法律对此加以禁约，但复仇的习惯既已形成，不易改变。宋代法律对此严令禁止，但出于兼顾礼法的考虑，又规定对复仇案件“奏取敕裁”。皇帝常因复仇者是孝心使然，将其赦免。如刘玉杀死了殴死其父的仇人王德，仁宗义之，只令其决杖编管。再如王�为其父报仇，刺死仇人，依法当斩，但神宗念其有孝心，故下诏贷死。濠州百姓谢象“为李齐打，杀母并惊杀孩儿，后却打齐至死。”谢象本“合决脊”，但皇帝认为“情理可悯”，将其放免。《宋史?孝义传》中有许多“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的例子，如乾德时的李磷、雍熙时的甄婆儿、景德时的刘斌等虽因复仇而杀人，但都被矜贷而释。
　　除了复仇外，还有其他因孝心而犯罪的情况，也多获矜贷。如景�五年(1039年)五月殿侍李玉“逃归安州葬母，事讫首身。诏特原其罪o”
　　(3)因罪犯的父母无人养而矜贷罪犯。宣和三年(1121年)叶居中为睦州通判，率众收捕“凶贼方十三等”时不利，损兵折将人数甚多，又“被贼徒入城放火”。但他当自陈母亲陈氏年老多病无他人照料时，被“特贷命”，刺配流放到琼州。
　　推崇孝道而矜贷罪犯，实是寓礼于法之中，体现了古代法制的特点。
　　2.体恤老幼
　　(1)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体恤。皇帝的矜贷多针对罪犯本人年迈而减免刑罚，如绍熙三年(1192年)叶筹犯赃罪，因年老“不任真决”，所以“只令刺配”。但有时也会对罪犯的家属予以照顾。如因亲属罪犯本应连坐时，年老者可获免。如元丰五年(1082年)王安犯死罪被处死，家属本应连坐，但因其母亲年老，皇帝“特贷之”，免其母连坐。
　　如果罪犯罪不可赦，被处决后家中老人无所养时，也会对老人有所体恤。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京兆府魏太娇的妻子赵氏被处死后，家中只留下四个幼小的儿子和86岁的母亲张氏，张氏上状称自己“无的亲”，怕赵氏被处死后，自己“难以自活”。仁宗遂下令让京兆府特给张氏“钱二十千，米五石，并廪诸县，日食米二胜”，直至张氏去世，使张氏老有所养。
　　(2)对儿童犯罪常是法外开恩。《宋刑统》规定：15岁以下犯流罪以下可收赎。10岁以下犯杀人罪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但在皇帝矜贷时会酌情处理。
　　如四川文次，年十三，从父命持兵器“从行行劫”，太宗“以其幼�”，“特宥之”。九岁的庞张儿将庞惜喜打死，仁宗认为“童稚争斗，无杀心”，所以“特矜之”。益州的费进将赵氏打死，因年仅十四，而免死。景�元年(1034年)濠州王沣奇因与楚李婆“相争斫木柴”，用镰刀将楚李婆砍死，“合处死”，因年仅九岁，免其死。
　　上述的案例中，除王沣奇符合条件外，另三个孩子都不符合收赎的条件。但在实际执行时，四个儿童都被矜贷，三人收赎，一人直接豁免。这是因为儿童本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之人，他们或是因争斗或一时气愤而杀人，或是从父命而行劫。皇帝免除他们的死罪，实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潜。但在宋代不同时期的处罚也有区别。太宗时直接免除了文次的死罪。仁宗则令其家收赎，如天圣元年(1023年)时，责令庞张儿出铜一百二十斤给死者庞惜喜家。十年时罚费进一百二十斤铜。景�元年(1034年)，罚王沣奇一百二十斤铜给死者楚李婆家。这是以经济处罚代替了对生命权的剥夺。罚铜一百二十斤，实际上已是很重的经济处罚。其目的是在保全儿童性命的基础上给其父母以警示，以便更好地约束、教育子弟，以使此类事少�生。
　　3.维护男尊女卑的传统。男尊女卑是古代一贯的认识，矜贷时亦承袭此传统。
　　《宋刑统》规定丈夫打伤妻子则“减凡人二等”，打死则处以绞刑。而妻子打伤丈夫，徒一年；如果打得较重，则“加凡斗伤三等”；如果打死则处以斩刑。从减刑与加刑的不同，可以看出，和生活中一样，法律上丈夫的地位同样高于妻子。即便皇帝怀着怜悯之心，再重新裁决时也还是一样。如绍兴十九年(1149年)韩展殴打妻子，其妻于保辜期死亡。按法律条文本应处以绞刑，但经皇帝的恩泽后，仅“除名勒停，送汉阳军编管”。周用打死妻子阿龚，又“逼逐阿龚前夫朱明二子出外”，最后“特贷命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刺配昌化军牢城收管。”可见夫殴妻死会减刑，而妻殴夫死则不减。如天圣七年(1029年)五月京兆府民魏太娇被 其妻赵氏殴死，法律规定当“处极刑”。此事经府上奏后，赵氏还是被处死。这些案例都没有交待杀人者的杀人动机和缘由，都打死了自己的配偶，但两个杀人者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夫尊妇卑、地位不平等在此便体现得非常明显。
　　(二)重视德、义
　　宋代仍是一个礼法并重的朝代，儒家传统思想对皇帝矜贷的另一影响便体现在重德、重义上。
　　1.对夷人的包容之心宋代对夷防范甚严，但也有夷人在宋境犯罪而不处罚的情况。元符二年(1099年)泾原路擒获“西界统军嵬名阿理妹勒都逋等共二十七人，诏并特贷命。释缚押赴怀远驿。”来宋的奸细，只要不是累犯，仍可被遣还本国。宋皇帝认为敌国派奸细来，“为我所得，曲在彼”，将其遣还，意在使其“知愧”，同时也能显示“威德”。所以淳熙二年(1175年)将奸细张禹本人及所招供词状一同交给金朝；而张弼则因多次往来宋金两国，刺探宋朝机密，被依宋法处决。对进入宋界而杀人者，有时也会将其遣回本国，以“示我包容之意”。如绍熙三年(1192年)北人王皋过界劫盗，且将捕盗人王仲杀死。本应处以斩刑，但皇帝只令“牒还对境”。
　　2.宽免以“义”杀人者詹保本是被配隶的犯人，后逃跑到他所，受雇于张彦文家。一日，赵汝谐喝醉酒后持刀要杀张彦文，詹保加以劝止，却被赵汝谐追杀，情急之下，他用木棒打赵汝谐的脚，竟致赵汝谐于死。如此，詹保便成了罪上加罪。但是皇帝认为詹保的本意是为了救护主人，并没有要杀赵汝谐的动机，而自己当时也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他的行为“犹是果义”，所以免其死，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海外州军牢城收管，永不放还。
　　(三)重视军功
　　有些罪犯因军功而被矜贷。如元符二年(1099年)刘贵(贲)杀人当死，但以“战功赎罪”，令其“除名勒停，留充本路极边巡防使唤。”宣和六年(1124年)四月李遘因“被遇神考及累立战功”而被宽贷。靖康元年(1126年)福州兵内乱，首领刘政、姚成等没有“弹压兵众，以致作乱”而违法，但因后来捕捉到了作乱之首，刘政、姚成等将官“以功赎过”。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因王福“累立战功”，免其死刑，只是“除名勒停，决脊杖二十，刺配琼州牢城。”绍兴三十年(1160年)王杨“任内欠本军酒课及酒务历内虚收钱引及与娼妓跄滥”，本是死罪，但因“尝有战功”而免死。乾道七年(1171年)以薛千虎“尝立战功”，免其“用锡板伪造官会行作”的死罪。绍熙元年(1190年)秦嵩因曾有战功而被减罪。
　　即使没有显赫的战绩，但只要在战场上奋力拼杀，或“久在边任”也可免其过。如元丰元年(1078年)因杨从先等人以孤军深入贼境，历经十次争战，“劳于王事”，虽没有大的收获，但也没有较大伤亡，故被放免。李士彬杀了义男并堂侄女小儿三口，于法应死。但因其久在边任，故“特贷极刑。”
　　宋朝廷不仅重视获军功者本人，就是对功勋之臣的后代也多予以特殊的照顾，使其后代因家世而被矜贷。如绍熙三年(1192年)常良孙犯赃罪，但因“家世之故特贷之”。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二十五日因韩世忠是勋臣，其孙韩林得以放免。即使是开禧三年(1207年)吴曦叛逆于法应“诛夷三族”时，因“吴氏三世为将”，为“保蜀之勋”，故其亲属中不曾依附吴曦、与吴曦叛逆无关之人皆被免于死刑。
　　(四)注重身份
　　1.对命官的矜贷命官犯罪因其身份特殊多获矜贷。宋代仍是专制政体，但也有一定的民主性，是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即在士大夫阶层里有相对的民主，不能随意斩杀士大夫，即使是对犯罪的士大夫也如此。官员犯罪后往往由州县报上，由朝廷酌情惩治，皇帝对命官罪犯多是减免其刑罚。命官犯罪获贷的罪行主要有两类：
　　(1)犯赃罪。命官犯赃罪常被矜贷，犯赃罪的类型有监主自盗、监临主司受赃枉法、监临主受赃不枉法、恐喝取财、强乞取等。宋前后期对赃罪的减免程度有所差异。太祖、太宗时对犯赃罪很少矜贷，多采用重刑，故不少官员被处以弃市之刑、或于州县牢城中服劳役。真宗大中祥符时犯赃罪开始特恩免死。仁宗朝除免死外，往往刺面、脊杖并配往边远地区牢城服役，或除名编管。如天圣六年(1028年)索希甫收受百姓刘兴钱银，免其死罪，刺面决配远州牢城。神宗时，刺配者已减少，一般只是除名编管，即削籍为民到指定的地方接受监督管制。南宋对坐赃者除了“杖脊流配，赃罪至死者，籍其家”外，还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如绍兴三十年(1160年)王杨坐赃，本应处死，后被贷命，但还是“追毁出身已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静江府编管。”绍熙元年(1190年)犯赃罪的秦嵩被贷命后，又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潭州编管，仍籍没家财。”
　　(2)伤害百姓。即指打死百姓或劫掠民财，本应处死，却被矜贷。
　　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凤翔府盏厘县尉孙周翰”“决百姓田义至死”，后被“决杖二十，刺面配广南牢城”。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年)“承信郎建康府驻扎御前选锋军使臣张横除名勒停，送饶州编管。以横殴击百姓马皋辜内身死。法当绞，特贷之。”二十年(1150年)二月诏“进武校尉池州太平州驻札御前都统制王进下使唤靖皋除名勒停，送南恩州编管。以皋用刃杀百姓蒋腊哥身死。法当绞，特贷之。”六月诏“保义郎宝显除名勒停，送建州编管。以显殴击百姓郑义致死。法当绞，特贷之。”同月又诏“武功郎东文、从义郎冯青、陈全、忠训郎周宁、成忠郎赵兴、承信郎李真，各除名勒停，不刺面，分配逐州军本城收管。东文韶州、冯青袁州、陈全建州、周宁洪州、赵兴建昌军、李真邵武军，以文等并持杖劫夺民财，法当绞，故特贷之。”七月“武翼郎御前破敌军使臣兰宏除名勒停，送邵武军编管。以宏殴击百姓李彦致死。法当绞，特贷之。”二十一年(1151年)四月五日诏“忠诩郎阎温除名勒停，送潭州编管，以温殴击百姓吴二致死。法当绞，特贷之。”二十二年(1152年)诏“进武校尉殿前司策选锋军使臣徐朝除名勒停，送饶州编管。以朝殴击百姓黄五三致死。当绞，特贷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诏“武义大夫充殿前司神勇军训练官王杰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藤州编(官)[管]，以杰部辖官兵装�马草，因问百姓周二借房宿泊，其人不从，杰乃用拳及纵人殴打，致周二赴水而死。故有是命。”
　　从上面这九个案例来看，本来都应对罪犯处以绞刑，但因其身份特殊，则都获矜贷。从时间上看北宋一例，南宋八例，其中七例�生在高宗时，一例在孝宗时。官打死民，这样的事不可能都�生在高宗朝，其他时期应该也有，但高宗时却有如此多获贷的例子，一方面说明了皇帝个人差异对司法的影响，同时也说明皇帝的态度可能成为一种导向，易助长社会上的不良风气。
　　2.对皇族成员的矜贷政和五年(1115年)沈希能“系宗室女夫”，“特放罪，仍免根勘”。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赵 不垫因是宗室成员，“殴(张)达限内致死，法当绞，特贷之”。绍熙四年(1193年)石大协犯死罪，因“系陈国大长公主孙，特贷之。”这些人都是因为皇族的身份而被矜贷。
　　3.对老师的矜贷如天圣四年(1026年)老师董可道打死学生最后免死之案，就是基于老师的身份而矜贷的。这是宋代尊师重道精神的体现。
　　(五)疑罪从轻
　　宋代断案重视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则从轻处理。如南康军民女阿梁与叶胜共同谋杀其夫程念二。叶胜死于狱中，而阿梁“节次翻异九，十差官勘鞫。已降指挥处斩，既差官审问，又行翻异。”于是又差江东提刑耿延年亲自勘问，结果是程念二为叶胜所杀，而阿梁“初不同谋”。但因叶胜已死，已无法对证，又因多次所勘“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罪疑为轻，则阿梁当贷死，”决脊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再如平江府的阎义打死孙十三，“其罪有可疑者”，故将阎义贷命。
　　除了以上谈到的五个原则外，也有因皇帝新政而矜贷的案例。如建炎元年(1127年)余大均等都当弃市，但因高宗刚新政，故言“有司之法如此，但朕新政，重于杀士大夫”，而将其贷命。也有天气的原因，如淳熙六年(1179年)六月因时暑“不欲多杀”，故免除了三名犯强盗罪本应“重杖处死”的犯人的死刑。不过，这样的情况不是太多。
　　二、矜贷的积极作用
　　矜贷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注重实际，顾全情理
　　法律的制订本是针对普遍问题、面向大众的，但现实中的问题却是防不胜防，层出不穷，对于个别特殊行为，如果仅依既定条文来执行，有时难免会过于拘泥，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皇帝有权“特旨”处理案件，特旨乃“出于人主之意”。即“人君之利柄，以法令与罪人之情或不相当，则法轻情重者，特旨重之；法重情轻者，特旨轻之。此用所以为利柄也。”皇帝以其高贵的身份、至上的权力，有时能突破法律条文的制约，从实际情况出�来处理案情，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甚至能保全一部分无辜者的生命。
　　指斥乘舆是十恶罪之一，本应处以极刑。绍圣元年(1049年)开封府民吕安“坐斥乘舆”，大理寺两次上奏，“论当处斩”，哲宗却令“特贷死”。他认为吕安犯罪是“因醉狂语，与情理悖逆者异，故贷其死。”
　　贼盗犯罪是对宋政权的一大威胁，因此对此多是严惩，即使是受牵连人也要治罪。但经皇帝审理，便会考虑实际情况。如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象州百姓卢霜等给盗贼提供饮食，配隶后又有人逃跑，有关机构遂“散令擒捕，请行严断。”但真宗认为，百姓是“为贼所迫”而为，遂令释罪。而对饥年为盗者，皇帝认为“彼皆平民，因艰食强取糇粮，以图活命尔”，故多予矜贷。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八日，免“饥民劫害藏粟麦者”死罪“凡七十余人”，将他们“决脊黥面，配牢城。为首隶五百里外，余隶本城。”
　　在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时，因自我保护而杀人者也给予矜贷。如天圣九年(1031年)渝州民黄添“(挺)[梃]杀盗粟人程大”，于法应死，但只是被黥面配隶海岛。这是因为状况紧急，黄添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杀人。
　　如对作战时弃城而逃的行为虽是严惩不贷，但也会考虑特殊情况。如�遇屯兵戍守边郡，闻金人来，则弃城逃避，实际上金人并没有来，但因他“尝被受宣谕司文檄”，遂特贷命，刺配吉阳军牢城。
　　再如南安军司户参军蔡大廉延误军期，本应处以斩刑，但因“妻产难乞给假”，故“特贷命，除名勒停，送化州编管永不收叙”。
　　(二)恩威并施。利于统治
　　恩威并施是皇帝统摄一国的重要手段。《宋史?刑法志》开篇即言宋前期“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隋恕。狱有小疑，覆奏辄得减宥。”高宗曾对宰执说“治天下须恩威赏罚并行。”皇帝将本应处以死刑的囚犯法外开恩，以免其死，虽然有时仍会将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但他们仍会对皇上心存感激，而皇帝遂有仁政爱民、轻罚恤刑的令名。
　　(三)平反冤抑。维护秩序
　　矜贷本身带有政治色彩，是政治行为的体现，所以它也能纠正一些因政治原因获罪的案件。如赵喾因父亲赵世居案而连坐“除名停降，�闭”达十年之久，元丰八年(1085年)时免�闭，令其“就僧屋居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诏“靖康间敢言之士，或至窜逐，宜悉诏还。”通过皇权的力量，撤消以前判决，从而更好地调整统治秩序，使法律、政治在正常轨道上运行。
　　三、矜贷的负面影响
　　矜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没有严格奏谳的程序，使不该矜贷的罪犯而被矜贷，或是将矜贷滥用，则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
　　(一)重罪轻罚，有失公正
　　将罪犯免死，是好生的表现。如政和六年(1116年)、七年(1117年)两年间，淮东十一州军中犯死罪的有132人，最后只有12人被处以死刑，另有120人因“州、郡奏而免之”。元丰末年大辟共264人，奏谳后，死者才25人，“所活垂及九分。”元�后有所收缩，所活人数相对较少，但也在“六分已上”。嘉泰改元，一年中天下所上死案，共1811人，执行死刑的才181人，而被矜贷的为1630人，也是九分。为此，刑部侍郎林粟特别上言请将此事修人《日历》中，“以示陛下好生之德。”
　　好生的目的是为了“以省刑而召和气”，如果宽免杀人者是“仁心”的表现，那么被杀者则是“受无辜之虐，而衔不报之冤。”这样的举措，既非省刑，也“非所以召和气也”。如右正言凌哲言汀州雷七、处州徐环儿、郭公彦、夔州冉皋四人“情理凶恶，实犯故杀斗杀之条，盖常赦所不原者。于法既无疑虑，于情又无可悯。今各州勘结刑寺看详，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顾被杀者，衔恨九原，不知何时而已也。”可见对杀人者的仁心则是对被杀者的不公。
　　(二)法外开恩，滋长了不良风气
　　虽犯死罪，但因矜贷而可不死，这样的优待会让有些人轻视法律的力量，心存侥幸而犯罪，具体表现如F：
　　如武官常因有军功而被矜贷，便有“将官与城寨等使臣”常因其曾立边功而“违朝旨及帅司节制，”且“上下玩习，浸已成风。”
　　如灾年，因饥为盗者多免其死，这就会使有些人趁机钻空，不因饥而为盗。如果对此宽容，则是“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所以朝廷明智的作法应是在饥年“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也。”
　　如非特殊原因而使杀人者免死，实“是杀人者，不死，其斗杀条律无所用也。”遂使“强暴之风，日益滋长。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所以“贷死愈众，杀人愈多。殆非以辟止辟之道也。”
　　如疑罪从轻，体现出了对生命的重视。那么有些人在做了违法之事后，故意毁坏证据，以期处理从轻，这样便影响了法律的正常执行。
　　由上可见，矜贷是法律不能包罗万象、情与法轻重不一时，皇帝以其特权兼顾情理灵活处理的结果，它体现了皇帝的好生之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经常法外开恩，既影响了法律的稳定和公平，也易助长不良社会风气的滋生。故而司马光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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