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译《尤利西斯》中的关照性叛逆_尤利西斯

　　关键词：尤利西斯；关照性叛逆；译语读者 　　摘要：关照性叛逆是翻译中一种常见的叛逆行为。侧重于读者理解和阅读的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译本鲜明地凸显出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最，表现形式诸如语义连贯、形远意达、注释之便，为理解和研究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提供了极好的范文。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Escarpit)。在翻译时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意识和阅读习惯的关照性叛逆是叛逆性行为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但对其进行专项研究的却并不多见。萧乾、文洁若合译本《尤利西斯》以服务读者为翻译目的，鲜明地体现了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点，为理解和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力提供了极好的范文。本文即结合书中的具体实例来对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进行分析。
　　
　　一　叛逆与关照性叛逆
　　
　　传统译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转换，强调以原作为中心，力求译文与原文对等，遵循“忠实性”原则，认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进入20世纪，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对翻译活动有了更为深入和广义的理解。翻译文学不单纯只是语码间的转换，还具有了一种跨越地域和时空的文化传播和接受的功能。翻译绝非在真空中进行，绝对的“忠实”只是人们的理想。译者由于受到译语文化、翻译目的、自身素质等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改变，故导致了叛逆的出现。叛逆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翻译现象，即西洋谚语中所谓的“翻译者即反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earpit)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文学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际语言，这种语言带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着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所以它不能保证每一个创作者都能准确无误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生动的现实。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2000)。但叛逆并不意味着背叛原作，它根本的特点是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所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并且改变了原赋予作品的形式，使原作的意义在另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历史性环境中得以再造。
　　孙致礼在《翻译与叛逆》一文中指出，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是不存在的，因而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叛逆行为可分为五种常见的表现形式，无意性叛逆、权宜性叛逆、策略性叛逆、关照性叛逆和创造性叛逆。其中所谓“关照性叛逆”，指的是对译文读者的关照。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译者有时对艰涩难懂的原文做出某种形式的“明晰化”处理(孙致礼，2000)。笔者则进一步指出，关照性叛逆的表现手法不仅局限于将“艰涩”化“明晰”一种处理手法上，针对特定读者所采用相应的翻译手法或翻译策略，诸如变换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的语体风格、语言形式等也属于关照性叛逆的范畴。例如在19世纪末，中国的著名翻译理论家严复提倡推广西学来救亡图存，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由于严复寄希望于当时上层建筑的代表者士大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等来变革社会、富国强兵，为引起他们的关注，翻译时他采用了令这类读者所心折的古雅文体，惟其古雅，反而易达，结果其译作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林纾采用章回体来翻译外国小说也是为了迎合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态。因此，是否采用关照性叛逆、如何进行表现是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尤利西斯》与萧、文译本简介
　　
　　《尤利西斯》(Ulysses)是现代派小说的先驱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意识流长篇小说(下简称《尤》)，被誉为是西方文坛的“奇书”，“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代表着西方文学的巅峰。《尤利西斯》描写了1904年6月16日早晨8时至次日凌晨2时这18个小时内，主人公布卢姆和他妻子摩莉及斯蒂芬3个人在都柏林城里的活动。乔伊斯把布卢姆18个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比拟为史诗《奥德修纪》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的10年漂泊。通过对三个人的意识流动的剖析，向读者展现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和个人经历，力图反映整整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乔伊斯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以18种不同的视觉和多种不同风格写作《尤》，其中涉及宗教、哲学、医学、天文、地理、历史、音乐多方面专业知识。
　　乔伊斯曾对为他写传记的画家弗兰克・勃真说，“我在这本书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加之所选的典故是如此晦涩，足以使任何人感到困惑。”作者有意识地在书中设置了阅读的障碍，加大了阅读的难度。乔伊斯的朋友、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曾说：“我花了3年时间才读懂它。”这样一部“天书”(箫乾语)在西方能够理解全书的人数尚且不多，何况是生活在截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习俗惯例、审美倾向完全迥异的中国读者，读懂此书的难度犹如攀越蜀道。在此背景下，萧乾、文洁若两位译者担当起了搭建通途的翻译工作，他们以娴熟的翻译手法，对原作做了准确细致的理解传达，将一部充满原作者灵感与译者心血的作品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改变了人们对意识流小说的看法，引领读者进入到现代派小说的艺术殿堂。在译文中，萧、文更多地考虑译语读者，将译文的重点放在读者的理解和反映上，体现出译文文化和译文读者的双重取向，在翻译中展现出关照性叛逆所蕴含的鲜明特色。
　　
　　三 《尤利西斯》中关照性叛逆的表现形式
　　
　　箫乾、文洁若翻译《尤》书的翻译目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尽管原作艰涩难懂，我们一定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化开，使译文尽可能流畅、口语化。”因为有了这样的翻译目的作为指导，他们的译文更倾向于译文读者的接受和译人语习惯，表现出很强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语义连贯、形远意达(例如运用空格来处理非标点段落)以及注释之便等，彰显出箫译独树一帜的个性化特色以及于读者的一片淳淳之心。如此翻译虽在某些方面违背了意识流小说的翻译原则，但同时亦推动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在东方社会的推广普及，使原著的艺术生命力在另一国度得以再度延续。译文凝结了箫、文两位译者自身的创作灵感、体现了原作者与译者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再现了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语义连贯
　　乔伊斯在《尤》中打破了传统小说中的语言规范，采用一种文理不顺、语义不清的语体，诸如颠倒语序、句法错乱、常用残缺句、省略句等来达到“有限的自由、有序中的无序”(Gotffried，1980:14)。处理这样的语言变异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面对的主要障碍。如果不进行适当的语义连贯或语义补足便难以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和感受，这时便要求译者翻译时进行适当的“变通”。趋向于译文文化和译文读者双重取向的萧译多处运用释义翻 译将原文中不连贯或不易理解之处用解释的语言表现出来，使之连贯；通过补译，增译，转译等手法，使得译文在语言形式上符合译人语的习惯，行文顺畅，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增加了读者的兴趣。
　　What，reduced t0 their simplest reciprocal form，wereBloom’s thoughts about Stephen’s thoughts about Bloom andBlooms thoughts about Stephen’s thoughts about Bloom’sthought about Stephen?，He thought that he thought that he was aJew whereas he knew that he knew that he knew that he WSS not，
　　[译文]布卢姆对斯蒂芬关于布卢姆的看法到底怎么想法?而且，布卢姆对斯蒂芬究竟怎样看法又有何想法?如果把这些想法用最简单的相互形式扼要地表达出来，究竟是怎样的?
　　他[布卢姆]认为，他[斯蒂芬]在想他[布卢姆]是个犹太人；同时他[布卢姆]知道，他[斯蒂芬]晓得他[布卢姆]明白他[斯蒂芬]不是个犹太人。
　　乔伊斯善于玩文字游戏，类似这样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句子全书俯拾皆是。箫、文在处理这样的玄妙晦涩之处时，往往抽丝拨茧，细致分析。如补译相关的信息，增补说明句意的方括号，为读者扫除阅读屏障。其它章节也不乏类似的翻译方法，如下例中进行了句式结构调整，补充括号内容。
　　Two sheets eres，tn velhma paper 0n reserve two envelopes IWaS in Wisdom Hely’8 wise Bloom in Daly’s Henry Flower bought
　　[译文]聪明的布鲁姆(亨利・费罗尔)在达利商行买了两种奶油色的仿羔皮纸(一张是备用的)，两个信封，边买边回想着自己在威兹德姆・希利的店里工作的事。
　　2形远意达
　　传统译论讲求原作与译作形式与内容上的对等，形神兼备。但形式完全一致就是忠实么?张今(1996)指出，由于各民族的语言和不同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相联系，在文学翻译中原封不动地复制原作的语言形式，即使办得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引起和原作大致一样的艺术联想，因而也不可能重新创造出和原作大致一样的艺术形象。“形离”就意味着不忠实么?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曾说：“译文取明深义，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正文。”文学翻译中形式与内容能够统一固然最佳，但当两者不能兼得时，应求神合而不求形似。
　　意识流创作手法中最为鲜明的特色便是运用内心独白(interior monologue)来传达人物内心活动和性格特征，在《尤》中乔伊斯将这种技巧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他运用一种“非常用句读法”(即全文不加标点)，“将一股飘忽不定、流动不已的意识流作为基本内容加以表现，成功地展示了一个难以名状、光怪陆离的心理世界”，“原原本本地向读者展示人物交错重叠、杂乱无章的意识活动以及无数稍纵即逝、难以名状的顿悟、幻觉和梦境”(李维屏，2000：186-189)，使得内容复杂艰深、晦涩难懂。这种隐现在文体中若明若暗、若隐若现、若实若虚的朦胧美，正是乔伊斯所追求的审美效果，体现了他独具匠心的语言风格。翻译时如果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对等，势必会增加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箫认为“如果照搬，译文势必比原作难懂”，读者如果读不懂或困惑于译文，信息传达失效，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译者大胆打破原文既定的外在表现形式，独辟蹊径采用空格来语义断句，译作所表现出的“得其精，在其内”源于译者对于混乱形式表象下语言表意功能准确的领悟力及对原作精确的理解力。萧译虽然在形式上有别于原文，但在艺术意境的表现力上仍与原文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形远而意达。下面举一例来说明： The slJn shines for you he said the day we were 1ying amongthe rhododendrons on Howth head in the grey tweed suit and llisstraw hatthe dayI gol himt。proposetome yesflmtI gave himthe bit 0f seedcake out 0f my mouth and it was a leapyear likenow yesl6 years agomy God afterthatlong kissI nearlost nlybreath yes he saidl was aflower 0fthe mountain yes so we areflower all awoman’s body yesthat was onetruething he saidin h{slife andthe sun shinesfor youtoday yesthatwas whyIlikedhim because I saw he understood Dr felt what a wonmn i8 and IknewI could always got aroundhim，
　　[译文]他说过太阳是为你照耀的那天我们正躺在霍斯岬角的杜鹃花丛里他穿的是一件灰色呢?衣裤戴着那顶草帽就在那天我使得他向我求婚对啦起先我把自个儿嘴里的香籽糕往他嘴里递送了一丁点儿那是个闰年跟今年一样对啦十六年过去啦我的天哪那么长长的一个吻我差点儿都没气儿啦对啦他说我是山里的一朵花几对啦我们都是花儿女人的身子对啦这是他这辈子所说的一句真话还有那句今天太阳是为你照耀的对啦这么一来我才喜欢上了他因为我看出他懂得要么就是感觉到了女人是啥而且我晓得我啥时候都能够随便摆布他
　　这是最后一章女主人公莫莉在回忆她的爱人布鲁姆向她求婚时的一大段内心独白，表现了她那处于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状态中的游离思绪，将全文意识流的发挥推向了极致。整段行文不见标点，毫无停顿之处，语义模糊不清，展示了“跳跃式”的叙事美学，是意识流特征的典型体现。通读原文，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莫莉的意识恍惚迷离、飘忽不定，但细读起来，仍然可以触摸其蜿蜒流淌的意识轨迹，凌乱之中见次序。如何表现出原文中莫莉朦胧混沌、游移不定的各种意识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意味并加以再现，以与原作者达到心灵契合，体现模糊中的清晰，清晰中的模糊呢?译者在“该加标点的地方一律加了个空格”，按语义以空格断句，以此体现意识流断断续续的跳跃性思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再者，这样使得译者能够在译文的处理上与原文的节奏相吻合，使读者读后可以感受到意识流小说的“跳 跃”叙事风格，仿若与主人公同时行走在且断且连的飘忽思绪之中，再现了原作的神韵。
　　萧译这种化“它形”为“己形”的创造性尝试是大胆可贵的。在不损害原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的前提下，敢于超越原文形式的束缚，谓之“大胆”；将读者的阅读需要、审美情趣作为翻译的要旨，创造性地转化成适于其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形式，并能在原作艺术意境的传达上仍旧带给译文读者仿若原文读者阅读原作所能得到的感动和美的感受，实为“可贵”。
　　3注释之便
　　注释是翻译的补充说明，是翻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乔伊斯自称《尤》为“一部百科全书”，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内容繁复庞杂、文体舛驳变异、语言形式多样、历史典故晦涩，而这些对于缺乏相关背景知识又存在文化差异的译语读者来说，没有注释的帮助很难进行阅读。萧乾夫妇做了大量的考据工作，译本有近6000条注释，数十万字，包括宗教立法、历史事件、人名地名、习语典故、节日风俗等。凡是读者可能不理解的或是体现文化差异之处，他们都想读者之想，尽可能详尽地考证挖掘一一做出介绍，这对于读者理解作品，了解西方历史文化大有裨益。《尤》中翔实全面的注释体现出两位译者旁博古今，横贯东西的广博知识以及严谨敬业的考据态度。例如第十一章中有一句，“Trilling，trilling；Idolores，”萧译为“颤悠悠，颤悠悠：艾多洛勒斯”，并在章节后加注指出艾多洛勒斯为莱斯利・斯图尔特所作轻歌剧《弗洛勒多拉》中的女主角。另一译者金缇译《尤利西斯》中此处并未加注，只译做“颤音颤音歌唱：伊桃乐丝”，读者阅读至此可能会误解“伊桃乐丝”为歌唱的曲目，导致作者原意的误读。除了对相关背景知识进行注释之外，还有一类“呼应注”，体现为连贯文内情节利于读者理解的作用。例如在一艘船出现的三个章节中分别加注说明，构成呼应，目的是指出其连续性(孙致礼：2000)。
　　
　　四 结语
　　
　　翻译是一种叛逆活动。要服务于特定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对象，译文中的叛逆就是不可避免的。箫乾、文洁若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是一部成功的译作，作品中展现出的关照性叛逆表现形式对于人们研究该课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阔了研究的思路。通过对译作的分析，我们深深体会到箫乾、文洁若两位译者翻译时的苦心孤诣并感动于他们对读者的一片淳淳之心。我们可以打一比方，如果译文是引导中国读者走向“天书”(《尤利西斯》)的层层台阶，那么译文中体现译者良苦用心的关照性叛逆则像是引领读者理解“天书”的盏盏指路明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明灯的指引，读者在登越领悟天书的台阶时才能更为方便快捷。
　　文学翻译中的关照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适度的、恰当的关照性不但有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提高阅读兴趣，推广普及原作在译语社会的地位，而且可以使得原作的艺术生命的得以再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亦须注意，译者如果过度地使用关照性叛逆，在一定程度上便会越俎代庖，以致产生某些消极的后果，例如以译者的唯一理解代替多种理解可能性、限制读者阅读过程思考所产生的乐趣、束缚读者的想象空间、减损原作中的含蓄美等。因此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要依据翻译目的准确把握关照性叛逆的“度”与“量”，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显现其优越性，同时又不会影响和削弱原作艺术意境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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