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豪放词与婉约词的阴阳关系: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区别
时间：2020-03-24 07:34: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关系广泛的包括了天地万物间的对立、转化、交感等多种关系，这种关系在豪放词与婉约词之间也存在。豪放词与婉约词在其各自的发展和演变中都遵循着阴阳关系间的规律，这一规律也促进了豪放词和婉约词的矛盾对立、转化与相互作用、交感与综合的关系。
关键词：豪放词 婉约词 阴阳关系辩
《易经》云：“夫仪者匹也，偶也。两仪者，两个匹配也。盖宇宙万象，虽复杂万端，然大别之，可分为二，二即两仪也。就其大者而言，则谓之天地，就人而言，则谓之男女……无数之形象也，凡两两相生相反者皆两仪也。就其抽象之观念而言，则以‘阴、阳’二字来范畴，来含括。”[1]那么豪放与婉约这个相生相反的概念也自然在两仪的范畴内。现代易学家朱伯�在其著作《易学哲学史》中说：“《易传》中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2]在此我取用的是阴阳关系学说中的哲学语言
最早提出豪放词与婉约词的概念的是明代张�在《诗馀图谱・凡例》中：“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3]豪放词与婉约词在两宋争奇斗艳久而不衰，互相影响而不至于一头独大，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这两种词体发展的道路。
一、豪放词与婉约词之间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关系
《周易・系辞》：“一阴一阳谓之道。”[1]“一阴一阳也就意味着宇宙间普遍存在着矛盾对立”[4]。豪放词与婉约词也不例外。在风格上，宋人胡寅在《题酒边词》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5]这是少有的拿苏词与柳词和花间词作比较的论述，虽然有些地方未必妥帖，但也有值得采用的观点。宋词的发展几经变化，《四库全书总目》有云：（词）“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6]。柳永变雅为俗、大量创作慢词、以口语入词，为词的创作注入新的题材使婉约词成为宋代词坛上的主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知柳词流传很广。而如诗家韩愈的苏轼的出现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苏轼对此的变革提出词“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7]而另一变革即是“以诗为词”刘熙载《艺概》卷四：“东坡词颇似老杜，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8]这一变革打破音乐的束缚，使得其词表现出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使其词体现出奔流豪放、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和婉约词的表现风格完全对立。
就作品而言，婉约派的先驱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表达的词旨是念远伤别。作者情出于心，情出于事，字字出情，凄切伤感直催人泪下。其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更成为千古传唱的离别佳句。念远伤别将词为“艳科”的婉约词内在特质体现得十分清楚。“千古风情，更与何人说”明了易懂的离别忧思之外没有其他的情愫，抒情中含有叙事性和隐约的情节性。再读苏轼《江城子》（老夫聊发）给人的感觉如入冰火两重世界。词的上阕写太守出猎时的威武雄壮、风驰电掣的盛况，下阕写猎罢时庆祝酒宴，借以抒发自己矢志平息外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全词粗犷豪迈，“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些词句，在婉约词中鲜能见到，以上两阙词可视为是婉约词与豪放词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词的阐释中看的十分清晰。苏轼幕僚曾这样准确评价：“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岁女孩，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3]婉约词多是抒闺思别情，而豪放词多是抒豪情壮志。这使豪放词与婉约词在创作风格上，表达内容上相互排斥矛盾对立。
再对比另外两位大家：辛弃疾和秦观。作为南宋豪放词代表辛弃疾，《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八回《稼轩词》云：“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之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9]其豪放词代表作《永遇乐》（千古江山）是作者的怀旧作品，时江山面目全非，作者登北固亭有感而作。“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何等气势，塑造了一个风姿飒爽跃马扬鞭的英雄形象：“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以战国廉颇自喻，倾吐报国无门的悲愤。整阙词抑郁悲愤，激昂排宕而又磊磊落落，讲古论今，感情也随之深沉豪迈，是千古传唱的豪放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10]再品秦观。沈雄《古今诗话・词话》卷上引蔡世伯曰：“子野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7]《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桃源望断无寻处”之句，月色朦胧，却不知身在何地，是何等悲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至此则转入凄厉。下阕意蕴丰富，赋情于景，感慨无限：江水何必远离故乡要远流他方而去呢？背井离乡，身贬穷荒，年近半百，报国无门，道出无限幽怨凄凉之感。全词凄婉、悲凉，是一阙很有代表性的婉约词。上述两阙词充分体现了豪放词与婉约词间的矛盾对立。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少游词境，最为凄婉”[10]“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10]
二、豪放词与婉约词的转化与相互作用
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1]由此则知，阴阳互相影响作用而产生万物。豪放与婉约在阴阳对应范畴内也有互相影响与转化的关系。在创作主体和作品等诸多方面上豪放词与婉约词都密不可分。
豪放词与婉约词没有一方独大统治两宋词坛，二者相生相息、相互影响。两宋豪放词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婉约词仍旧是时代的主流。受此影响豪放词家也曾大量创作婉约词。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对该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道：“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9]这阙词从另一风格面反映作者创作，构思巧妙，刻画细致，情调幽怨、缠绵，是一首不错的婉约词。辛弃疾博采众长，师承多人，使得在创作上约束就少。他曾写过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如“效花间体”的《唐河传》(春水)、“效李易安体”的《丑奴儿近》（千峰云起）等。就其婉约作品《清平乐》（春宵睡重）一词写相思情深，极尽儿女柔情，缠绵悱恻，思妇形象栩栩如见，细腻感人，是不错的婉约词作。另一首《祝英台近》（宝钗分），沈谦在《填词杂说》中：“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人才伎俩，真不可测。”[11]
婉约词集大成者贺铸、姜夔以能作豪放词为世人称道。贺铸健笔写柔情，《两宋文学史》中说：“或表现着缠绵的柔情，近于秦观；或表现激越的豪情，近于苏轼。”[11]一首《六州歌头》（少年侠气），词情高亢激越、苍凉悲壮。《词人心史》中说：“贺方回《六州歌头》这在北宋词中极为罕见而对南宋爱国主义的英雄词风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的独特存在。”[7]姜夔应属周邦彦一脉，但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中指出：“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7]既脱胎于稼轩又怎能不受其豪放词风的影响呢！因此姜夔在创作上就会吸收和转化豪放词的一些特点用于婉约创作中。陈郁《藏一话腴》云：“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其笔力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7]一首《永遇乐》（云鬲迷楼），感慨国事，爱国思想表露无遗，是一首较直白的豪放作品。
创作风格上，两派词人互取长处，这使词的创作除词体外相互促进发展，使词的高度得到提高。这种转化和相互作用符合阴阳交合和转化关系，也正体现了豪放词语与婉约词间的关系。
三、豪放词与婉约词间的交感与综合关系
周敦颐《太极图说》：“阴阳交感，化生万物”[1]豪放词和婉约词间的交感和综合的关系发展到最后必然要使这两种词体走向同一。北宋灭亡，爱国思乡、怀念故土、等成为文学的主要题材。虽然在艺术风格上还不尽相同，可表达的思想和作者内心的忧患意识都大量在词中体现，这一社会环境因素为豪放词和婉约词的交感与综合创造了条件。
《两宋文学史》中说：“豪放词固然是苏轼的创新，但对传统的婉约词的发展也有新的贡献。在继承欧阳修和张先的基础上，他提高了婉约派词的格调，扩大了词中所反映的生活面，使之不限于儿女私情。或写乡村、或写山林、或发议论、或抒情怀各尽其妙。”[11]很显然，这是苏轼对婉约词的发展的贡献，作为豪放词宗主，能产生对婉约词格调、题材的诸多影响，可知豪放词和婉约词的交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作者在不自觉中吸取对方优点转化到自己的词作中，在这种交感中豪放词与婉约词趋于综合，虽然仍带有一些典型特征但是边缘特征已经趋于共用。在南北宋之交社会动荡，情词艳语已经不能成为当时的主流审美需求。外患不断使人们心思向安，而豪放词复国还乡基调正表现了人们内心的想法，成为社会审美需求，这种社会审美需求要求婉约词的闺情艳语向豪放词的思乡报国转变。这也促进了二者的融合，这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才能持久地维持两宋主流词体的交感。
在北宋前期鲜有婉约词家作豪放词，词至北宋后期及南宋能既作豪放词又能作婉约词的却不在少数。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这阙词，在�丽婉约中仍有豪逸英俊的本色。全词风格刚柔相济，婉约中参以豪放，与小晏、秦郎的“�丽绵密”之作不同，虽也表现儿女私情，却迥异那些偎红倚翠的作品，虽“缘情”却不“绮靡”词中带有少许的感慨抒志，是一首最好的婉约豪放并存的词。这阙词也是两宋豪放与婉约发展与演变的结果，是豪放词与婉约词交感与综合的最好见证。
清人沈谦《填词杂说》所云：“词不在大小、深浅，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7]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于宋词我们很难尽得其要，豪放词与婉约词作为两宋词坛俩大主流词体，各有所长，各有所专，二者的阴阳关系更值得我们辨析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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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1]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李刚刚（1990―）男，陕西延安人，现就读于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中文091班；陈康妮（1989―）女，陕西安康人,现就读于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中文091班.
指导老师：付兴林，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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