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 [张经武:"暗战"布达拉宫]
时间：2020-02-17 07:39: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他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1952年4月8日中午时分,一条距离西藏军区作战室100来米的小河边,西藏军区作战参谋杨一真拿着望远镜,警惕地观察着500米外布达拉宫的动静。
此时,在布达拉宫内,一场众人瞩目的会谈正在举行,一方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另一方是中央人民政府首任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
8天前,张经武位于拉萨桑都仓的住所突然被上千人包围。他们喊着“解放军撤出西藏”的口号,在周围的房顶上架起了机枪。那时距张经武抵达拉萨尚不足8个月。在他日后驻藏的十多年间,这样的危险还会时有发生。
身陷险境
这起事件背后的组织者,是“人民会议”的代表。其背后是西藏地方政府两个手握重权的司曹(达赖以下权力最大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在张经武1951年8月7日抵达拉萨时,他们没有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
张经武赴藏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做好对西藏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也是他被任命为驻藏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统战方面,张经武业绩斐然:他曾以毛泽东“钦定”的红军军事联络官的身份,在华北各省寻求抗日的盟友,争取到了宋哲元、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此后毛泽东又密令张经武再赴济南,促使韩复榘释放了4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人士,即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骨干。
但张经武一到拉萨,就发现这次的挑战非同以往。他在抵达拉萨第四天给中央军委的汇报中说:“从侧面了解,他们(西藏地方官员)对协议(“十七条协议”)第15条人事问题有意见。一般表示,解放军来了,粮食很困难。此外,怀疑对宗教不利。贵族害怕分财产。”
张经武抵藏前,西藏的帕里宗宗本(地方官员,相当于县长)雪康•索朗塔杰接到接待张经武一行的任务,他对此颇为犹豫。他听到从境外传来的消息,说“共产党对西藏的地方官和喇嘛一个也不留”。此前,接待张经武的任务曾经交代给其他人,但遭到拒绝。“当时,我不相信共产党,” 雪康•索朗塔杰说。
对张经武反对情绪尤为激烈的,是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后来张经武拜访鲁康娃,后者对他说:“过去清政府有一个入藏大臣也姓张(指张荫堂),他只在拉萨设立了一个衙门,没有带什么兵,大家称他‘张大人’。现在又来了一个张大人,你何必带那么多部队?”
1951年,一个意图西藏“独立”的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成立。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公开对其表示支持,并敦促其向张经武“请愿”。1952年1月13日,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召集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开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走”。
1952年3月31日,“人民会议”组织了上千人,武装包围了张经武的住所,拟定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面见张经武。这份请愿书提出了三条意见:一、解放军撤出西藏;二、反对改编藏军;三、西藏原有制度不能变更。
除了第三条外,另两条意见都是对《十七条协议》的颠覆。而张经武进藏的主要使命,就在于落实《十七条协议》。达赖此前也在1951年10月24日,以他本人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名义,表态拥护《十七条协议》。
西藏军区彼时的作战参谋杨一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经武住所的守卫力量当时只有一个班,他们也在房顶架起机枪,以应对可能的突然袭击。
独上危城
张经武采取了两种应对之策:他一方面召集噶厦开会,将包括幕后组织者在内的三位噶厦留在自己的官邸,让举事者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张经武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寻求应对之策。
在张经武就任驻藏代表期间,事无巨细地向中央汇报成为一项制度。张经武的儿子张华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种汇报有时候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就算是建一所小学,也要汇报。”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指挥系主任卢继兵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当年入藏部队十八军宣传部长夏川的儿子。卢继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央政府当时对西藏政策的核心,就是争取达赖集团。能否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成为挑选驻藏代表的一个重要的考量。张经武过去曾多次担当毛泽东的“私人信使”,无疑获得了更多的信任票。
1952年4月5日,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作出指示:争取达赖,同时借机痛惩两个司曹。“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达赖)商谈处理办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
但此时的布达拉宫神秘莫测。达赖在这一事件中态度不明朗,而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就在达赖的身边,张经武前去,有可能会自投罗网。
张经武还是决定去一趟。他说:“清朝政府先后派遣了78任驻藏大臣,被杀的不是只有一任吗?我看那几个反动分子还没有对我下毒手的胆量!”
时任西藏军区作战参谋的杨一真告诉记者,当时军区领导对这一事件的判断是:对方杀害张经武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没这个胆量,但对方扣下张经武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为此,西藏军区进入了战备状态。杨一真奉参谋长李觉之命,在作战室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边观察布达拉宫的动静。
中午1时左右,杨一真透过望远镜看到,张经武开始进入布达拉宫的东大门,然后拾级而上,走向达赖的住处,身边跟着一个副官、一个翻译和一个警卫员。军区为其精心挑选的一个警卫班被他留在了布达拉宫门外。达赖对张的这一举动印象深刻,他曾表示:“每次张经武来探访我,都把侍卫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
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西藏军区专门拟定了一个预案。“我们和张经武的警卫员约好,里面一有情况,就伸出来一面红旗或者打一发信号弹。我在小河边看到后,打三发信号弹,就等于进攻的命令。”杨一真说,当时解放军在拉萨的部队共有4个营,“他们(藏军)人数比我们多,但我们战斗力要强得多。”
此时,在布达拉宫达赖的卧室内,正在上演一场心理攻防战。张经武首先向达赖介绍了骚乱的情况,继而转达了中央政府的态度:这次骚乱并非偶然,而是有个别人在幕后操纵,已构成对《十七条协议》的严重破坏,要求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同时解散“人民会议”。
张经武态度坚决,而根据《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记载,中央对此事已有了明确的指示:“不论骚乱是扩大,还是收场,我们必须借此次无理骚乱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工作均不能开展,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达赖在这件事上说了些来回话,”杨一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一方面承认两位司曹犯了错,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办,同时又说这两人是 “不懂事”,看能否给予宽宥,不撤这两人的职务。而此时的达赖,年仅17岁。
达赖被认为是“说来回话”的表现,在1959年叛乱前夕再度发生。当时,他给中央政府代理驻藏代表谭冠三写信,将叛乱描述为“反动的坏分子们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的危害我的活动”,并一再表示“正设法平息”。但达赖后来表示,写信的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阵子” 。
令达赖失望的是,1952年,张经武没有理会达赖的求情。他强硬地表示:“从即日起,本代表不承认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因而也就不再和两人商讨任何问题。”“请您命令噶厦从即日起在您的直接领导下与本代表直接办公。”
毛泽东的“软”与“硬”
张经武的这种强硬态度,为后来一件事的发生埋下了伏笔。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达赖曾经有过想换一位驻藏代表的意思。多位学者分析,引发达赖对张经武不满的“祸根”,正是源于对那次骚乱事件的处理。
不过,在卢继兵及《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一书的作者宋月红看来,张经武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几无本人的意思表示,其一言一行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毛泽东个人的指示。
据《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一书记载,毛泽东曾在1953年3月致达赖的一封信中说:“张经武同志不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现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的宋月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一时期中央的对藏政策,重点在于维持制度的现状,以赢得藏族上层的信赖,等待民主改革的良机。
中央这一决策的背景,源于西藏上层对民主改革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以至于让彼此信赖的建立显得异常艰难,中间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1956年,部分驻藏官员受周边省份民主改革的感染,对西藏的民主改革产生急躁情绪,提出“要在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则地区实行民主改革重点实验”,并打算吸收培养大批藏族干部,同时抽调大批汉族干部进藏。对此,西藏上层中出现了不安情绪,昌都地区发生了局部叛乱。
此时,张经武正奉调在京休养,受命迅速返回西藏,领导西藏工委,坚决贯彻中央“6年(在藏不实行民主改革)不改”的方针。综观张经武的驻藏经历,会发现他总是出现在中央的对藏政策亟需坚定执行之时。
但对西藏上层的不懈攻关,始终未能根本扭转其对中央政府下意识的敌意。与张经武单枪匹马说服各路军阀联合抗日的情况不同,西藏贵族很难被说服,很难放下对自身利益受损的顾虑。
毛泽东对这一状况早已心知肚明。早在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当言及达赖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活动是否会留滞不归?他提醒大家对西藏的发展前景不要太过乐观,“要估计到最坏的可能性。”毛泽东同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
同时,毛泽东也在寻找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根据《党史文苑》作者文锋在《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一文里的记述,1959年1月24日,毛泽东在给西藏工委的一份指示稿中写道:“在西藏地区,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年2月1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有关藏区平叛的信中说:“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毛泽东写这封信后不到20天,3月10日,西藏一些地方官员以达赖去军区看戏有可能被军方劫持为借口,发动叛乱,并由拉萨迅速扩展到了西藏全区。达赖逃亡印度。毛泽东始终希望争取达赖回国。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种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1964年12月,中央作出了《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而1959年的这次叛乱,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至少提前了3年。按照原来对西藏改革的设计,至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中央不打算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而中央政府内部的一个底线,是在整个第三个5年计划期间都不实行民主改革。
为了领导这场改革,1959年5月,张经武再次离京赴藏。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张经武时,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毛泽东说:“要相信90%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1952年4月8日,是西藏革命的前奏。下午3点左右,杨一真看到张经武从达赖的行宫走出来。他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100米外的作战室,告诉等候在那里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参谋长李觉:“张代表回来了。”
4月26日,噶厦政府终于根据达赖的命令,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
本文参考书目《张经武与西藏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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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简称,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订。具体内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