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 侦探家与兴亚家
时间：2020-02-14 07:24: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与宣统五朝,尽管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整体趋势仍是一条极速沉沦的阴线。清的失败,不仅是一个朝代的衰落,也确诊了传统政治的膏肓之疾
曾根俊虎对太平天国革命极为同情,也是“国父”孙文的“至友”,他怎么成了秘密搜集情报为入侵中国做准备的间谍?
日本明治三年(1870),佐田素一郎向政府建议,若将日本视作一座大城,那么,城市的“屏藩”并不是岛国的四至,而是包括“虾夷(北海道)、吕宋(菲律宾)、台湾、满清、朝鲜”在内的广阔边疆。“满清可交,朝鲜可伐”,而若朝鲜乞援于清,清国竟然赴援,“则可并清而伐之”,及至战而胜之,则“吕宋、台湾可唾手而得矣”。
拿这个战略与历史年表对照,不过七十余年,佐田的构想一一实现,是不是该佩服他的“雄韬伟略”?若为局外之人,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诸纯粹工具理性的眼光,或可赞他一声。但是,身为中国人,面对这段痛史,泣血流泪之不遑,又何忍口出赞语!不过,今人读史,悲愤之余,仍需平心静气,才能厘察曲折,获得教训。
应该承认,在清、日建交至甲午战争这二十余年间,不论知己与知彼,国人皆让东邻着了先鞭。尤其知彼二字,更是瞠乎其后。日本欲“有事”于中国,必作前期准备;准备工作须秘密进行,则派往中国之间谍必多;间谍来华,必以经商、旅行、访学为借口;间谍回国须写报告,事后倘作公布,则其名必一变而称“游记”。中华书局近年出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总序说得明白,这些游记大半是“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
然而,在清、日缔交之初来华的间谍,又与通常的间谍形象有所区别。其时为日本外交“古典亚洲主义”时期,认为中日必须互相提携,联手对抗西方,与嗣后的“异变亚洲主义”与“侵略亚洲主义”不同。
曾根俊虎(1847-1910),即是极具“古典亚洲主义”特色的日本间谍。曾根对太平天�革命极为同情,也是“国父”孙文的“至友”,他怎么成了秘密搜集情报为入侵中国做准备的间谍?简言之,曾根既是“侦探家”,也是“兴亚家”。
先说“侦探”。在华期间,他吃尽了苦头:“夜卧于草粱枯茎之上,望月于破屋之外。昼则乘坐没有弹簧的简陋之车,路上颠簸动摇,常常碰撞,轻者伤皮,重者流血。所食大抵不过粟粥和鸡蛋而已。马夫之狡黠,店主之巧诈,要钱之计策,无所不有。所到之处往往有围观之人,拂而不去,犹如苍蝇。”困苦如此,他不以介怀,赋诗明志云:“虎儿三日气吞牛,事业须期第一流。排闷不要唤杯酒,铁蹄踏遍满蒙州。”其诗首句,以乳虎比喻新兴的日本(兼寓自喻之义),个头小,志气大,势能“吞”并清国这头羸“牛”,而“皇军”之“铁蹄”行见踏遍神州大地也。读此可知,曾根做“侦探”,目的就是为侵略中国作准备。
不过,还有“兴亚”的一面。他曾在西湖岳坟前默祷:“东海一书生远道而来,表达钦佩之情。君如有灵,辅我微忠,振兴亚洲。”他给净慈寺和尚吾哲写信,说:“中东两国(谓清、日二国),先为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俾能自强独立,庶可终雪会稽。”1880年,经曾根大力斡旋,在日本成立“兴亚会”,立会宗旨谓,亚洲被西方列强“掠夺”,亚洲人理应同心同德共振亚洲。其时,清国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黎庶昌等皆题名入会。后来,“兴亚会”更名“亚细亚协会”,继续倡导“日中提携”,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及收回利权”。即此而论,曾根又不失为积弱中国的好朋友。
那么,曾根表现出来的两种形象,孰真孰幻?读其1886年上伊藤博文(时为日本总理大臣)书,或能解开迷思。他说:“清国与本邦仅隔一带水,非为辅我之良友,即为袭我之强敌。”又说:“用兵略地,清国也;欲由贸易致富,亦清国也。”这才真相大白:中国能为自治之国,则当与之修好通商,各致富强;倘中国不能修明政治,积弱致乱,则不妨对之用武。曾根为侵华做“侦探”,而格于形势,其国不能立即发动侵略,遂又提倡“兴亚”。二策看似矛盾,其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谭伯牛
自由职业,自称“历史爱好者”,致力于研究清史,尤为关注太平天国战争及湘、淮军史实。出版有《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