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蜡烛【有这样一群“红蜡烛”奶奶】
时间：2019-05-11 03:17: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1年，北京石景山区老山街道负责青少年教育的彭世治在调研中发现，社区中特殊家庭的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教育方面的帮助。在她和退休教师邵誉培的倡导下，老山社区成立了“红蜡烛”特殊家庭子女跟踪教育小组，工作重点定在辅导本社区内离异、再婚、吸毒、身残、服刑、刑满释放家庭的子女。起初，辅导老师有彭世治、谢云、于淑华、刘永麟、邵誉培5人，后来发展到十余人。退休前她们都曾担任教师工作，全部是义务参加红蜡烛小组的工作，到现在已坚持了12年，辅导孩子七十多人。彭世治荣获北京市志愿者之星，邵誉培获北京市社区志愿者终身荣誉奖。
从内向口吃到敢说相声的小莉
小莉戴着一块包头布，弯腰驼背地刚一上场，就引起大家的一片笑声。她有点紧张，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了开场白，很流畅。台下的谢云老师暗暗替她捏着一把汗，直到小品结束掌声响起来，谢云的心才放下来。
6年前谢云第一次见到小莉时，内向羞涩的小女孩瞄了一眼她，飞快地低下了头。谢云已经从老师那里了解了情况，这个女孩有点口吃，上课从来不发言，老师有时让她回答问题，她一开口同学们就哄堂大笑，这个时候小莉就会哭鼻子，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谢云又从小莉爸爸那里了解到，后来孩子在学校受了嘲笑也不敢再哭了，因为越哭大家笑得越厉害，她常常放学后躲在奶奶怀里哭。爸爸为了帮她，有时晚上在家里教她读课文，可爸爸也是口吃，越教孩子越退步。
这个家庭有五个成员，奶奶、小莉的爸爸和叔叔，堂姐和小莉。爸爸和叔叔都是离异自己带孩子，家庭中缺乏细致的母爱，小莉的苦闷也无从诉说。
第一天，谢云教小莉朗读了一首诗，两人先一起读一遍，然后一人一句，因为句子很短，小莉读得比较顺当。这样几次下来，小莉脸上露出了笑容。
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小莉溜到谢云身边坐下，小声问，“老师，今天还读吗？”“读，当然读，以后我们每次都读。”在对孩子们集中辅导的时候，谢云有意让小莉回答简单的问题，有了谢云的眼神鼓励，小莉能战战兢兢地当众发言了，说完一定就有掌声。
社区的新年晚会上，谢云为小莉安排了表演相声，相声是谢云写的，小莉的部分写的句子短而且少。小莉是听话的孩子，虽然她觉得对自己来说登台演出难度很大，但谢老师希望她做的事她愿意做，并且刻苦练习。演出很成功，在家人诧异的目光中，小莉笑得很自信。
去年小莉上了初中，谢云去学校了解情况，老师说这个孩子开朗活泼，上课发言踊跃，当谢云告之她之前的情况，老师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连声说“谢谢”，你们把一个孩子教得这么好。现在小莉成为社区晚会上必不可少的小演员，快板、相声、小品都不会怯场。
“您要是我的亲奶奶多好啊！”
江江失踪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正要洗脚睡觉的于淑华接到江江奶奶的电话。于淑华赶快穿上棉袄拿上手电直奔江江家。进门一看，爷爷奶奶慌成一团，爸爸在一边闷头抽烟。于淑华安排爸爸去小区西边找，她和奶奶去东边找，爷爷在家等。十二点多，终于在小区一处半地下室里找到了江江，原来白天他吃了一根小伙伴从超市偷来的香肠，虽然香肠不是自己偷的，但他知道偷来的东西不好，因为害怕回家挨打，他一直躲在外面。
找到了江江，于淑华放心回家了。刚坐下又接到江江奶奶的电话，说江江爸爸正往死里打孩子，让她快来救江江。于淑华又赶忙穿衣出门，当时正值北京十二月最冷的几天，路上有冰加上天黑，在江江家楼门前于淑华滑倒了，她一瘸一拐地来到江江家，拉开了暴躁的爸爸。天太晚了儿子不放心，来接于淑华回家。等安抚好了江江家，她的脚踝处全肿了。从此于淑华落下了腿疼的毛病，一到天冷就犯病。
江江是个可怜的孩子，出生六个月父母就离异了，母亲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他。父亲后来再婚，江江和继母的关系很不融洽，父亲脾气暴躁，对江江动辄打骂，住在楼下的奶奶也不愿意收留他，经常赶他回去。孩子经常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中，升入二年级后，江江成绩不断下降。
接管了江江后，于淑华经常把孩子叫到自己家里来补课，到了吃饭的时候给他做点好吃的，有了进步会给他买文具和香蕉。端午节的时候，于淑华带江江从超市买了粽子和红枣给继母送去，告诉他继母为这个家付出很多，要对她好。和江江的继母聊天时，于淑华告诉她，有次江江说起继母在外面受了气，他直想去找那人打架，替继母出气。在于淑华的不断撮合下，继母开始渐渐接受这个孩子。江江把于淑华当成亲奶奶一样，有次吃着饭他突然开始掉眼泪，“奶奶，您要是我的亲奶奶该多好啊。”
这支老弱病残的队伍坚持了十几年
74岁的邵誉培心脏不太好，体重只有七十多斤，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依然看上去很单薄。家里，老伴有糖尿病并发症行动不便，邵誉培每天到点必须回去给老伴做饭。因为经常不能按时回家，她在家里准备了很多饼干、面包之类的食品。作为创办人之一，邵誉培承担了组里的全部杂事：组织大家的例会、去学校和老师沟通、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来访媒体的接待、区里领导的视察……此外她也带着几个孩子。社区里最难管的孩子分别交给了邵誉培、谢云和于淑华。
邵誉培是苦孩子出身。因为家里太穷，她刚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叔叔家，之后亲生父亲和叔叔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工而身患重病。“如果不是共产党，像我这样的孩子不可能上学，我从初中一直到大学都拿助学金。我做这件事的目的只有一个，报恩。我觉得做再多的事回馈社会都不够。”
为了熟悉课本，邵誉培趁晚上的时候借用孩子的课本记笔记，经常抄到晚上一两点，早上七点钟之前再还回去，这些年共积累了45本笔记。开始时家人都不理解，不愿意让她这么辛苦，后来慢慢被她做通了工作。国外的女儿打回来电话，“妈，如果你真的愿意干，我帮你请个保姆吧。”儿子也开始支持她，老伴吃不上饭的时候也没那么多怨言了。
谢云是组里最让大家心疼的一位。82岁的她得了两种癌症，动过7次手术。因为身体不好，一般都是孩子们去她家里接受辅导。家里每天有孩子吵吵闹闹，退休前身为领导干部的老伴一直没有怨言，只有一次他发火了，那是谢云有一次去一个孩子家回来的时候，正赶上大雨，身上衣服全湿透了，“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体，还要不要命啦！”这是甘苦与共几十年的老伴说的最重的一句话。
谢云当年是北大中文系的才女，退休前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12年前“红蜡烛”刚组建不久，谢云得知要去辅导小学生，她并不想留在这里，在她看来“杀鸡何用宰牛刀”，她更愿意做一些研究方面的课题。但一次家访让她深受触动，“那个学生是祖父母、大爷大娘与他们三口同住一个三居室。这个男孩子十几岁了，只能和父母住在一间十一二平米的屋子里，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大立柜占去了屋子大部分面积。我心里觉得很难受，我之前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困难的家庭。”
另一次家访更让她难忘，门打开后谢云没有看到人，正准备走，听到有人喊她。她一看，原来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地上，在用手撑着地挪动。他告诉谢云，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孩子学习不好，他想帮孩子可根本帮不上，“给你们添麻烦了！”这男人充满歉意。回到家，谢云脑子里全是他无助的眼神，“我想，我退休以后的生活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看看书，写写文章，做点喜欢做的事情。一种是加入这个队伍，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前一种生活舒适但没什么意义，于是我选择了后者。”
因为文笔好，谢云成了组里的“秘书”，从汇报文件、发言稿、工作总结，到为孩子们办晚会写剧本、写相声、写主持人串词，都是她的工作。为了给老师们“充电”，让她们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谢云还有一个任务是从自家电脑上下载相关知识，小组例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说起交给谢云的这些工作，邵誉培有些过意不去，谢云连连摆手，“不辛苦，不辛苦，这些对我来说不困难。”老伴说有一次带她去郊区，想让她住几天休息休息，结果三天时间她有两天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写些什么。
小莉的堂姐曾在作文中写道，“谢奶奶经常在夕阳西下之时，一个人静静地走在小区里，然后爬五层楼到我家，问问我们的学习情况，给我们讲讲题。妹妹悟性慢，她就耐心地反复讲解。这些事情总在感动着我们，让我们学会了对待每一个人都要怀着一颗关爱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