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文华:归隐太湖之滨的画家_画家郁文华
时间：2019-05-05 03:28: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92岁的郁文华先生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入室弟子，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大风堂书画研究会会长。他山水、人物和花鸟画皆擅长，尤以画牡丹享有盛誉，有“郁牡丹”之美名。这几年，他常住故乡苏州太湖之滨的胥口，难得回一趟上海。去年国庆节期间，他回来在次子家小住，我便相约去拜访。虽然我与郁老相识已有二十余年，了解他的为人、个性与艺术人生，但要说坐下来一本正经地探讨长寿之道还真是第一次呢。
钟情书画 动力不息
郁文华从一个书画店的穷学徒到享誉画坛的知名画家，艺术之路既有道不尽的艰辛曲折，也有事业有成带来的喜悦欢乐。他这一辈子跟书画结缘，大半生靠画画为生，漫漫人生路，贫也罢，苦也好，顺心如此，逆境也然，抱定宗旨，坚守自信，不断进取，对国画艺术的执着追求始终是他人生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无穷动力。
郁文华曾颇自得地对我说，九华堂学徒不少，但出的画家只有他一个。他学画最艰苦的日子，要数从家乡到上海九华堂笺扇庄当学徒爱上书画的那段岁月。那时老板管教学徒相当严，他每晚困守店里，不是练打算盘，就是勤学苦练书法，临摹山水画，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对他毫无吸引力。他在店里认识不少书画家，避难来上海的苏州名画家蔡铣成为他的第一个老师。两年后他又经著名花鸟画家江寒汀的热情提携、介绍，拜以擅画“四王”山水的张石园为师。1947年，他终于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在画坛崭露头角。次年秋，他又经朋友介绍有幸结识国画大师张大千，并成为大风堂入室弟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靠画画养家糊口的郁文华，为奔跑于苏州、上海两地的自由职业者。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人之一的富华先生那时在上海郊区团委工作，因喜爱书画在九华堂认识郁文华。正是由于这人生机缘，后来富华推荐他到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为他铺就了一条成为专业画家的艺术之路。那时上海有成就的知名书画家如吴湖帆、贺天健、丰子恺、谢稚柳、唐云等都集中在画院。他因为家属在苏州乡下，就吃住在单位，保持吃苦耐劳的本色，白天埋头工作，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画画，既学古人，又学前辈。那段时光是他艺术上长进最快的时期。可到了“文革”，画院成为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重灾区。他开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满怀热情参加运动，但后来因曾与老师、被视为“反动画家”的张大千通信，竟遭诬“里通国外”的罪名，被关牛棚，屡遭批斗，被折磨了一年多。但他即使在人生最低谷，仍没有将画笔束之高阁，在绘画中寻找精神寄托，消融心中的不平与烦恼。他功成名就，晚年幸逢改革开放，书画市场价格一路飙升，可他依旧潜心于国画的传承和创新。这些年他又抛弃都市繁华，悄然归隐故乡，在太湖边上烟云供养，实属难得的佳话。
坦率直爽 一吐为快
郁文华给我的印象话语不多，不像那种心直口快、个性张扬的人，但他告诉我，他这一生，待人处事，却常是坦率直爽，一吐为快。他的艺术人生也是由这种个性造就的。他跟我讲解放初期他好出人头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
那是上海解放初期，有关方面组织了新上海第一次书画展。那时上海是全国书画的半壁江山，不仅名家大家云集，而且有一大批中青年的书画家，老中青投稿踊跃，但入选参展的作品毕竟有限，因而像郁文华、俞叔渊、徐子鹤、尤小云等不少中青年画家的作品落选了。按理说，参加画展作品落选本是常事，当时不少落选画家参观了展览，看到有些入选的作品水平一般，深感主办者评选有失公允，认为他们在开幕时去领回作品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不由生出怨气，愤愤不平。于是郁文华等36人联名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写信。这封联名信就是由郁文华起草的。信中除了诉说他们对主办者的意见，还表达他们要求参加政治学习和分配工作的愿望。华东军政委员对联名信非常重视，分管文化的夏衍专门召集郁文华他们谈话，当面听取意见。这件事在当时上海文艺界一时弄得沸沸扬扬，传言要调查组织写信的人的动机。但事实上，郁文华不但没有因写信而受打击，相反命运得到改变。他先是被邀请参加苏州、上海两地文化局举办的美术工作者政治讲习班，后来又加入上海国画互助组，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1956年秋，他与乔木、曹简楼、尤小云、俞叔渊、郁慕洁等被聘为上海美协联络员，有机会陪同林风眠、关良等著名画家外出写生。
事物总有两面性。郁文华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个性，在生活中难免会与人产生矛盾，在工作中也常会得罪人。问题是如何对待由此带来的不快、郁闷或困惑。我请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得失，他归纳为“宠辱不惊”四字，就是说不管是坎坷挫折还是坦途成功，都能坦然自若。他坦言：“我这个人，看看我不响，但遇到看不惯的人或事我不管是谁，都要提出批评，要当面讲的，提意见。人家讲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这个人不识时务。”正是他的这种“当面要讲的”“不识时务”的脾气，在直抒胸臆、一吐为快的同时，自然给他的政治生命带来了麻烦。他进画院工作后，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后来他还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理他历史清白，出身好，父母是劳动人民，自己埋头苦干，又没犯过错误，在那个时代属于党组织重点发展的对象。但由于他如实填写在解放初担任过“资方代理”（其实只是普通职工，没有股份），再加上给领导提过意见，还与负责人事的干部因生活琐事有矛盾隔阂，结果他的入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不过，他从不耿耿于怀，徒生烦恼，而是心地坦荡，依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
“薄技在身” 知足常乐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过苦的郁文华养成了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心态。他常对小辈讲，自己出来学生意，多亏年轻时学几笔画，有点小本事，并靠此养家糊口。可小辈开玩笑地回敬他说，你那不是小本事，是大本事啊。他听了开心地笑了。他一贯信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的古训，激励自己，也严格教导三个儿子。现在他看到孙辈都读大学了，这辈子说得上心满意足。
“我今天有这样的身体，多亏戒了烟，否则我这条命早就没了。”他感慨地说。他跟蔡铣学画时就开始抽烟，从此烟不离手。长期吸烟使他痰多，咳嗽常伴。直到1988年，他从新加坡办展回国后，下定决心把烟戒了。俗话说烟酒不分家，但他没有喝酒的喜好。 他晚年生活有规律，作息有序，但在青壮年时期，常熬夜勤练字作画。据他说，在画院时，常常写字、画画，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起身活动。一般画山水、工笔画，都是坐着，特别是画工笔画，必须全神贯注。久坐或久站都会伤害膝关节。天长日久，郁老的双膝因缺少活动就落下了毛病。他现在住二楼，上下楼不便，每天坚持在室内慢走和自由活动。画画耗费精力，有时就以临帖来怡情养神。总之，牢记量力而行，生命在于运动。
说起饮食，他说很随意，根本不讲究，有啥吃啥。但到老年，吃东西就很注意，荤素虽不大讲究，但特别讲究清淡。比如蟹，寒性，伤胃，就不敢吃；又如猪肉，太油，怕肠胃吃不消，也不敢多吃了。他现在远离喧嚣的大都市，每天坚持读报、看书，动动笔，晚上喜看体育新闻，因耳背，故事类的节目就看不明白了。
他生性怕热，气温一过三十五度，就吃不下饭，精神不振。因此晚年每逢大热天，他都要回故乡疗养院避暑。他的老伴长期生活在乡下，奉侍婆婆，拉扯孩子，勤俭持家，十分辛劳，很不容易。直到孩子们长大成家，老伴才有心思到上海与他作伴。但她并不习惯城市生活。他对老伴心存感激，对她的恋乡完全理解，因而在退休后他常回故乡多了一份理由。当他讲到老伴在春天突然病逝，黯然神伤，惟有浸淫翰墨可排解他心中的忧伤与怀念。
我见郑重先生写的《郁文华画史》一文，在谈环境对艺术的影响时说，郁文华可谓生逢其时，福地有三：太湖、九华堂笺扇庄、上海中国画院。我以为郑先生还漏了一处福地，那就是向以遴选党外名流耆宿为主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郁文华非常看重文史馆馆员这个荣誉。当年他进画院后，就知道像吴湖帆、贺天健、丰子恺等一批书画大家都是文史馆馆员，那时他对名流荟萃的文史馆就心存向往。时隔30多年，他梦想成真。他在文史馆遇到许多画坛老友，还有恩师张石园、张大千的同门弟子，年轻时大家忙于生计或艺术创作无暇见面，老来经常相聚一堂，或挥毫泼墨，或叙谈旧事，或参观考察，实在开心。他明白做文史馆馆员的责任，凡文史馆的事如举办书画展览、外出写生、参加慈善义拍等，他都积极参加，从不谈什么条件。他把文史馆视为他晚年的精神归宿地。兔年迎春团拜在上海老饭店举行，他特地从苏州赶来出席。老年人不在乎吃啥，看重的是老朋友相聚那种情意融融的温馨气氛。
张大千是对郁文华艺术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他始终铭记老师在赠他的《荷花图》上的题诗：“疏池种芙蕖，当轩开一朵，暗香襟袖闻，凉月吹灯坐。”诗画相映，意境高远，令人遐想万千。大千师的教诲使他真切感悟到人生的修炼与用笔墨所要体现的意境是相通的，那就是养生重在养心。如今，郁文华身处太湖之滨，在云水之居的“天香阁”安度晚年，阅读报刊或提笔挥毫之余，时常会手捧一壶清茶，默念着恩师张大千赠与的《苍松高士图》，心静如水，怡然自得，诚如陶渊明《饮酒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呈现的美好景象。
（作者为本刊主编、编审）
责任编辑 张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