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同向性分析】 自我性格分析
时间：2019-04-30 03:23: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距20世纪90年代的“陕军东征”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作为三秦文学的重要标杆，他们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但不难看出他们笔下风采各异的“女”性，又有着明显的同向性。本文拟从地域文化、创作主体心理等方面对他们笔下女性性格的同向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 三秦； 地域文化； 女性性格同向性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79-01
在20世纪90年代“陕军东征”后，路遥因《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因《白鹿原》等佳作分别获得第三、第四届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贾平凹的作品屡屡引发国内外文坛震动，掀起阵阵“贾平凹热”，他们三人被评论界认定为继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之后的“陕军”第二代领军人物。①三秦大地的男性作家们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性格个性鲜明，陕北作家路遥的作品中“春泥式的姑娘”，她们具有泥土般的无私和宽厚，犹如春泥对根的情意。关中的陈忠实笔下的女性性格，犹如严冬里的玫瑰，虽然艳丽芬芳，但却命运坎坷；而陕南的贾平凹笔下的女性性格犹如野花般绚烂又犹如秋叶凋零的静美与无奈。综上，细加梳理，三位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性格也具有了明显的同向性，这种同向性是男性作家对“理想女性”的集体想象的结果，三位男性作家在“女人”中只看到了“女”而没有看到“人”。
一、美丽是“姿”本
三位作家所塑造的女性是漂亮的，她们是经过男性眼光过滤后的。路遥在写到贺秀莲时：“虽然不太白，但人样子十分耐看，黑眉花眼，一口白牙身体发育得丰丰满满。”②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这样写到田小娥的：“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导捋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③在写到田小娥为黑娃而求鹿子霖的时候：“被泪水洗涤过的脸蛋儿温润如玉，光洁照人。”④贾平凹在《废都》中描写到唐宛儿的外貌时写到：“唐宛儿二十五六年纪吧，一身淡黄套裙紧紧裹了身子，拢得该胖的地方胖，该瘦得地方瘦，最是那细长的脖颈，细嫩如玉，带一条项链，显出很高的两个美人骨来。”⑤以上三位男性作家在各自的代表作品中对于女性的描写，都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经过男性的审美过滤的，这种描写是男性作家自身欲望的回映与满足。在美貌的后面的柔弱则更能衬托男性的伟岸与果敢。
二、善良是必备的品质
当男性主人公面对困难，心情苦闷时，此时女性则是排泄烦闷的最佳人选，往往这些女性的出现给男人以心灵上的慰藉。路遥小说中正是这份善解人意来缓解现实生活中的平淡与冰冷。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叫孙少安到二叔家去吃饭的细节是这样写到的：“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吃的饭会有多别扭！”⑥。陈忠实在《田园》中塑造了秀芬，秀芬作为宋涛的前妻，心里原本就有芥蒂的宋涛，误以为秀芬要惩治他，报复他。其实，秀芬是至今仍然记得他有吃冷面肚子疼的毛病，要有滚水冒一下面。”宋涛觉得秀芬对他太宽容了，这种宽容让他产生的负疚心理与日俱增。贾平凹在《废都》中塑造了一系列甘愿为“庄之蝶”倾其所有的女性形象。
以上的女性是在男性话语霸权下塑造的，她们的意志受到了男性的掌控，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满足了他们在背叛面前给予的理解的心情，满足了男性对于自我性欲的渴求，正是善解人意女性的存在，才使得男性主人公在自己的男女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没有了后顾之忧。
三、真实、真诚、真境遇
女性的真正的境遇——作为性欲的发泄对象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三位男性作家在“女人”身上只是见到了“女”，她们就只有履行“女”的义务了。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贺秀莲因结婚十个月不能怀上孩子，而着急地去医院检查，作为女性有的只是顺从。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只不过是郭举人“泡枣”的工具和每逢初一、十五的性欲发泄对象。在贾平凹的《废都》中文章中和还有这样的描写：“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了周敏的面，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就热水洗了身子，漱了口，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她。”女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慰劳男人，在两性关系上，女性都是较为被动的，并且女人仅仅是作为一种性欲对象而存在的。《白鹿原》中朱先生对鹿兆鹏说的一段话：“冷先生留给你的一句话，纯系家事：给女人个娃娃，给个娃儿，她好在你屋里就能活下去，她自己在白鹿镇也能撑起一张人脸。”白孝义没有生育能力，而不惜借种。他们不会考虑女性的心理感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繁衍才是重要的，女性则是没有地位，仅仅是个繁衍的工具而已。
可见，生育能力是决定女性荣辱的一个标准，在传统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女性，则身肩重任，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责任，如果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她们的生活则是苦不堪言的。贾平凹在《废都》中写到在孟云房、庄之蝶在周敏家中做客时，唐宛儿的脸被油溅伤了，孟云房说：“现在这女人，除了生娃娃，啥也不会干了。”牛月清和庄之蝶之间也因为不能生育而苦恼。在陈忠实的《七爷》中的黄桂英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男性话语霸权的语境里，黄桂英不能抬起头来做人。甚至连她自己也觉得低人一头！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理屈气短的心情。
因此在三位作家作品中，是以男性的审美视角进行叙述的，女性则作为“依附者”生活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美，是供男性“赏心悦目”的，女性的善，是她们的宽容给男性较大的自由空间，女性的真，使她们无怨无悔地接受着男性为自己安排的生命轨迹。
上述三位作家地处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塑造女性性格的上有明显的同向性，则可以追溯其产生的原因：首先，以上三位男性作家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用孔孟之道来框定女性的性格和行为。儒家思想对女性人格上的贬低，使三秦地区的男性作家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权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女性则是“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为男性在生活中的附属品，女性的地位是次要的、被动的。即使自己的丈夫是个不负责任的，没有生活能力的，但是女人仍然是男人的一部分，“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生都逃离不开男性的束缚。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生活在三秦这片儒学系统比较夯实的土地上，思想中的那份保守，自尊自大的特质，影响着他们对于女性的塑造。他们笔下的男女之间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的关系。男性——文化生活的参与者，家庭的主人，生活的主宰者；女性——被摒弃了社会生活之外，家庭的奴仆，生活的依附者。第二，来自作家的生活阅历。三位作家都出身于农村，在农村生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的低下，从而导致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低下，进而女性的话语权的弱化。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虽然他们后来都生活在了都市中，但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农民的思想。“耕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权，“织者”则紧锁深闺进行劳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男女之间形成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在农村生活中男性以主人的形象出现，成为农村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来源，而妇女在经济上“无私蓄，无私器”的地位。
综上所述，三秦的男性作家在儒教伦理道德体系中缺乏对女性个性尊严的充分尊重。他们往往以整体遮蔽个体，以理性压抑感性，正如儒家经典中“存天理、灭人欲”，儒家的道德体系，以刻板的礼法，来扼杀活泼的感性生命，导致了无数个体生命的毁灭或人格的扭曲，在儒家经典中形成了“色”、“德”对立的模式，儒家思想剥夺了对爱的权力和自由的剥夺，把家长意志强加给年轻人。对这种不道德的爱和婚姻道德的攻击，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题，叙写由传统道德造成的无爱的婚姻的痛苦，或有爱而不能自由去爱的无奈甚至毁灭。这正是三位作家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作品中共同的女性悲歌。
注释：
① 韦建国，李继凯，畅广元等，《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P2.
② 同上 P40
③ 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P126.
④ 同上
⑤ 贾平凹，《废都》，北京文学出版社，P77.
⑥ 路遥，《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P20-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