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儿”的早期记载与研究活动】青海花儿索菲亚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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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花儿”，以其五彩缤纷的靓丽，引起世人的关注。可惜在它早期的萌芽阶段和产生初期，限于历史的社会的世俗的多种因素的限制，很少留下文字记载。 据甘肃学者王沛在《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说，明代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兵部尚书王竑辞官回家后，在家乡大夏河畔留下的诗作《柳岸薰风》中赞颂“花儿“音乐：“堤边杨柳郁如林，日日南风送好音。长养屡消三伏暑，咏歌曾入五弦琴。”王沛认为，“南风送”来的“好音”，正是优美的“花儿”旋律。如此说成立，则比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高洪的诗作《古鄯行吟》中所提及的“花儿”早了100多年。
不少传统“花儿”中提及明代“十三省”。甘肃学者柯扬在论著《诗与歌的狂欢节》（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说：“洮岷‘花儿’中唱到：‘松树林里虎丢盹，看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明初沿用元代的行省制，将元代的十一省增加为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包括现在的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司’，清康熙以后增为十八省，光绪时增至二十三省、四藩部。所以说，‘十三省’是明初的概念，是指的全国。说这首花儿产生于明代，看来是恰当的。”宁夏学者武宇林在《中国花儿通论》中认为，青海民研会1982年编印的《“少年”（花儿）论集》以及罗耀南《花儿词话》中搜集举例的 “十三省”花儿，皆属于此类。如此，“花儿”在明初，实际上就已唱红。
赵宗福《花儿通论》：高洪，明代西北名士，山西籍名宦、诗人。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尊严有度，博学善吟，重视地方人才培养，颇有政绩，去后曾入祀名宦祀（王世臣《河州志·名宦》）。任职期间曾西游湟水流域，写下了《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钞本《秦塞草》）明确地记载了“花儿”当时已在河湟地区唱红的胜景，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确切记载“花儿”演唱的文献，比吴镇有关“花儿”的诗句推早了将近200年。
马志勇《河州志校刊》（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据明代吴祯著《河州志》载，高弘（误为高洪），山西大同府朔州人，举人，成化庚寅年任。
魏泉鸣《中国花儿学术史论稿》（西北民族大学编2011年）：《河州志》人物志名宦对高弘有“在任尊严守正，笃学善吟，人材多有成就”的评价。明代成化年间乃宪宗皇帝朱见深在位，1465—1478年凡23年。明代万历年间乃神宗皇帝朱翊钧在位，1573—1620年，凡48年。万历年间以最后一年计距今为384年，成化年间以最后一年计距今已517年，两者之间相差133年。明宪宗成化六年为庚寅年，公历对应为1470年，高弘在任期间，至今已534年，“花儿”一词出现距今已530年左右了。
《我忆临洮好》，甘肃临洮人吴镇（1721—1797年）作，共10首，其中第9首“我忆临洮好，灵踪足胜游。石船藏水面，玉井泻峰头。多雨山皆润，长丰岁不愁。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此为甘肃张亚雄、慕少堂1936年12月3日在《松花道人赏识花儿》中所引。吴镇与诗人袁子才、蒋心余、赵瓯北同时，随园诗话亦盛称其作品。忆临洮10首，大概是游宦潇湘时所作。
《甘肃竹枝词》，清代道光初年安徽桐城人叶礼漫游甘肃、青海一带时，作竹枝词8首，其中一首写道：“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见赵宗福《花儿通论》，此为“花儿”与“少年”称谓同时记载的最早诗作。
《循化志》，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编修。据青海学者董绍宣和甘肃学者王沛分别查考，该志书记载了当时流行的花儿：“大力加牙壑里过来了，撒拉的艳姑哈见了；撒拉的艳姑是好艳姑，艳姑的脚大者坏了；脚大手大的不谈闲，走两步大路是干散。”
《游松鸣岩》，近代陇右诗人张建作，“松鸣佳景出尘埃，一度登临一快哉。石磴疑从云际上，天桥浑向画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绝径开。我亦龙华游胜会，牡丹听罢独徘徊。”这是甘肃学者柯扬从清黄陶庵纂《导河县志》中所查，柯扬在《花儿溯源》一文中认为“诗中‘牡丹听罢独徘徊’一句，明确指出所唱的是花儿。‘牡丹’一词，或是指‘白牡丹令’之类的令名，或是用牡丹作比喻，或是指《十二月牡丹》一类的专唱牡丹的花儿，三者必居其一。”
《松鸣岩古风》，近代陇右诗人祁奎元作，其中“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句，甘肃学者王沛《河州花儿》中引用并认为“唱牡丹也可能指唱花儿。”
《花儿集抄》、《花儿探索》，分别是十九世纪末邓华堂先生记录过的手抄本，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花儿”研究，标志着“花儿”理论研究的兴起。可惜未出版就全部佚失了。
《田家杂咏》，青海近代诗人基生兰作，其二“闻到田歌四起，清声雅韵悠扬。此是农家乐处，外人莫笑轻狂。”赵宗福《花儿通论》中说，诗中“田歌”即指“花儿”，根据诗人当时活动的地域范围，还可知指的是河湟“花儿”。
《西宁道中》，陇右近代史志学家慕少堂作，其著作颇丰，尤以《甘青宁史略》著名。其中之一“荆布田家妇，含羞薄面皮。风流曲成调，一路唱花儿。”此是他于二十世纪20年代来西宁途中所作。
《甘肃的歌谣·话儿》，地质学家袁复礼20年代初所写文章，连同他在地质勘查工余所搜集的“花儿”30首，发表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5年第83期。这篇文章，由于搜集较早，当时把“花儿”误写成了“话儿”。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第一个向全国介绍“花儿”的人。
《甘肃大通县风土调查录》（手抄本，存北京图书馆），1926年大通县知事聂守仁所撰。甘肃柯扬《花儿溯源》披露，其中记载了当地“俗尚简朴，山歌野曲，番汉相杂。”
《中国歌谣》，朱自清1929年著。他是第一个把花儿写入专著，第一个把“花儿”引入大学课堂的人。朱自清在北京大学讲授“歌谣”时引用过袁复礼搜集的一首花儿：“焦赞孟良火葫芦，火化了穆柯寨了；错是我俩都错了，不是再不要怪了。”
《花儿集》，甘肃榆中学者张亚雄（1908——）著，15.3万字， 1931年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早年从事新闻和报业工作，解放后在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工作，现为甘肃省民研会理事。他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对西北“花儿”的采集研究，1940年于重庆出版我国第一本“花儿”的专著《花儿集》，1948年、1986年分别在兰州、北京增订再版。分上、下两编，上编系统归纳了“花儿”的研究过程，涉及了“花儿”的源流、民风民俗、流传演变、文学与音乐、流派及结构等，下编分30个类别，精选了“花儿”627首，包括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大多为河湟“花儿”。他是第一个认为西北花儿分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两大流派的人，也是第一个明确指出青海花儿“令”、“调”特殊，青海是“花儿”的家乡的人。据张亚雄回忆，他编著《花儿集》时，就求教于青海学者李文实和魏明章，两位青海学者为他提供了不少“花儿”唱词。其出版奠定了“花儿”理论系统研究的基础，标志着“花儿”研究时期的开始。
《花儿集·校补叙言》，谢润甫（甘肃临洮人）为张亚雄校补其《花儿集》时所作，提出了《花儿集》在研究民情、民风、历史、方言文学等好多学术方面有一定作用；内容真切无文人修饰；“花儿”是活诗经；准确注释洮岷“花儿”等。业内学者认为，其价值超过文字本身。
《甘宁青史略》， 1936年兰州俊华印书馆印行，编纂者慕少堂首次将“花儿”编入其中。甘肃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说，其中的《歌谣汇选》收入近百首民歌，内有“花儿”6首，他是第一个把“花儿”编入西北地方史的人。慕少堂，名寿祺，字子介，甘肃镇原人，民国元年任甘肃临时议会副议长，曾为甘肃省通志局副总纂、甘肃文史学院教授，著述颇多。
《评论花儿的价值》，见慕少堂《甘青宁史略》副编《歌谣汇选》。序曰：“时有不速之客在寓顽小牌正在算胡，邻家做土工者又在房上漫花儿，一唱一和，音调酸楚动听，有时用比体以发端。余闻之喜曰：此好资料也！凑成四韵，聊以代评。”其诗：“世情大抵爱新奇，谱续霓裳更有谁？作戏逢场顽叶子，听人隔院唱花儿。来源远矣伊凉调，淫曲居然郑卫诗。毕竟其中多比兴，松崖评语正相宜。”赵宗福《花儿通论》认为，其文字介绍了收录“花儿”的原则标准，又叙述了写诗的背景，诗中推测“花儿”源于唐代伊凉曲、凉州曲等曲名，花儿和《诗经》中的“郑风”、“卫风”类似，正如吴镇“花儿饶比兴”之说。这些比一般演唱情景的描写，更深了一层，带有浓厚的理论色彩。
1938年4月，王洛宾曾在六盘山下一个车马大店向循化撒拉族“花儿”歌手五朵梅搜集花儿，成为第一个用乐谱记录六盘山“花儿”的人。5月，王洛宾先后在兰州、西宁搜集、整理“花儿”曲令多达30多种，是当时记录“花儿”曲令乐谱最多的一个人。此外，他还在舞台上演唱“花儿”，成为当时第一个登上舞台演唱花儿的文人。他在“中国花儿学科史上创下了三个第一”（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
1939年9月，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导演的电影《民族万岁》在海晏县三角城金银滩拍摄。1938年11月到西宁回民中学任音乐教师的王洛宾（1913—1996年）与藏族千户同曲乎的养女萨耶卓玛姑娘同时应邀在《民族万岁》影片中扮演牧羊姑娘和其帮工的角色。在愉快的相处中，两人产生爱情，歌王王洛宾激情创作了后来被誉为东方音乐经典的著名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王洛宾又来到千户家达三月之久，和萨耶卓玛在一起，不仅创作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许多青海名曲，而且搜集了大量青海“花儿”，吸取了艺术营养，大大丰富了民歌素养。
《青海民间的情歌》一文，1939年西北晨钟社汇辑和介绍包括青海“花儿”在内的民间情歌，刊登在《西北晨钟》第1期。
《青海民歌》，1940年王洛宾在《新西北》5-6期上连载，介绍了当时流行的包括“花儿”在内的青海民歌。
《青海民歌的一斑》，钟世隆在《新西北》上发表的介绍文章。
《四季歌》和《花儿与少年》。1942年3月，音乐家王云阶与夫人李青蕙从重庆来青从事音乐教育，王云阶被安排到昆仑中学教音乐，李青蕙在青海女子师范教音乐。在西宁听到王洛宾努力发掘青海民歌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抓紧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并编辑《青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乐艺》，将广泛搜集的青海“花儿”和其他民歌，开辟“青海民歌专号”发表，主要有“尕马儿”、“山丹花开”、“白牡丹”、“水红花”、《四季歌》、《菜籽花儿黄》等。据王云阶在《生命狂想曲乐章之一山丹花》中说，“《四季歌》原是青海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当时在昆仑中学教国文的老师石蓉久（石殿峰）先生配词的。”“在《乐艺》副刊发表后，很快流传了。”《四季歌》流传开的当年，在西宁乐家湾兵营辅导春节社火演出节目的王洛宾、周宜逵等人，改编了一出民间社火歌舞节目，名叫《八大光棍》，伴唱以《四季歌》为主。《八大光棍》也推动了《四季歌》的流传（谢承华《青海民间文化风情》）。二十世纪40年代，《八大光棍》的确已成为青海社火的传统节目，得到当时亲自参加过该节目排练的人们的确认（罗耀南《莫把“花儿与少年”歌舞剧当做青海民歌》）。1956年冬天，为参加全国专业舞蹈汇演，陕西歌舞剧院组织当时在该剧院工作的朱仲禄，及作曲家吕冰、编舞家章新民，以青海民间小调和“花儿”旋律为素材，共同创作出了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期间，由朱仲禄提供了青海民间小调《蓝玉莲》、《四季歌》、《五更鼓》等原始素材，并根据需要，对歌词作了部分改动。定稿时，由朱仲禄建议给抒情歌舞起名《花儿与少年》（见2007年11月9日《西海都市报》罗成专访朱仲禄稿）。据《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当时参与设计服装的国家一级美术师赵翔，他说：“当时朱仲禄负责唱腔和表演，我负责演员服饰。”在陕西及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汇演中取得成功。在莫斯科第10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金奖。
《青海的花儿》，长弓于1942年在《西北日报》发表，后有刻印本散见于民间。
《山丹花》，青海花儿曲集，王云阶编著，1944年出版。1943—1944年，王云阶夫妇由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务主任李抱忱介绍给青海省政府，在西宁学校教音乐。同时，搜集“花儿”及其曲谱，并在《青海民国日报》主编《乐艺》副刊，刊登他的中国音乐史稿及“花儿”曲谱，后汇集成册。
《临潭民歌》，陆泰安记录，刊登在1941年8月《新西北月刊》4卷6期。
《青海情歌》，寄鸿编辑，刊登在1941年《边事研究》13卷1、2期。
《青海民俗和民歌》，江源编著，刊登在1942年《西北论衡》10卷4期民俗专号。
《窑街花儿》，岳剑寒编著，刊登在1944年《旅行杂志》第18期上卷5。
《河洮纪行》，安徽六安人、近代著名学者高一涵作于1945年，赵宗福《花儿通论》录其九：“少年个个美髯髭，黑白平冠老将师。渡过康家崖畔水，野田处处唱花儿。”
《青海花儿新论》，萌竹（原名逯登泰，青海乐都人）著，刊登在1947年10月15日《西北通讯》第8期。1948年9月2日《和平日报》刊出《青海的山歌》，后有郝忠等手抄本遗存。他还写了叙事花儿《脚户哥》。
《关于西北民间文艺》，刊登在《新西北月刊》3卷5、6期合刊。
《民歌选》，1947年北方大学文艺研究室编印，收入“花儿”。
《西北民歌》，于试玉、王文华合编，1949年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所出版，收入“花儿”。
迄今为止发现早期在诗文中记载“花儿”的诗句，客观反映了明清以来“花儿”在西北传唱的盛况，可窥见“花儿”传承的历史轨迹和真实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第一次“花儿”研究热，是甘宁青1929年分省前后青海“花儿”研究的初始期。其特点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文人们对传承了500多年的西北“花儿”，逐渐改变了传统的不屑观念，开始了空前的关注，先后出现了积极倡导、搜集、介绍和研究“花儿”的先驱，有张一悟、牙含章、张亚雄、谢润甫、李文实、魏明章、萌竹、王亚森、王洛宾、丑辉瑛、罗麟、王云阶、马济华、罗伟、范长江、李洽、杨质夫、于立亭、王俊卿、尹伯莱、陆泰安、寄鸿、江源、岳剑寒、王玉民、于式玉、王文华等。不仅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发表“花儿”，而且逐步谈到了“花儿”的曲调、流传、地域、唱家和风格；不仅有了零散的“花儿”传抄本，而且出现了张亚雄的第一部“花儿”研究专著。标志着早期 “花儿”研究热潮的出现，并为逐步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