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化与王朔创作的商业性转型 王朔创作的作品
时间：2019-04-26 03:21: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化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文学创作又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创意源泉和发展初端。本文对“中国商业写作第一人”王朔的市场化写作进行研究，分析其成功与失败之处，并进一步探究当代文学创作如何成为文化工业的创意资源、文化产业的利润来源，以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国家的经济建设。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 王朔 当代文学创作转型
当今社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精神力量”这一形而上的传统意义。“文化”更多的已成为经济与人文的结合体。文化产业化、文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等新兴词语的呈现也是对文化概念的进一步补充与说明。早在1989年，美国文化产业出口额就已高达近600亿美元，远超其传统的优势工业如汽车、航天等。我们的邻国日本，文化产业规模比其电子业还要大，动漫产业更是在2008年就已跃升为第三大产业。毫无疑问，文化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文化已经成为国家及地区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非经济性和一直以来的“精英文化论”的影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商”为“末”的思想根深蒂固。长期以来，文化作为一种高雅的象征和经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纵观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文坛，伤痕、反思、寻根、先锋占据着半边天。不是沉醉于清算过去，悲剧回忆，就是脱离时代与读者，作家自顾自的叙述。文学依然还只能从精英人士的社会及美学立场来理解、解释与评价，普通大众只能在圈外对其“望文兴叹”。在“精英统治论”看来，“只有从高雅文化或高深理论所提供的优势地位、根据源于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美学与鉴赏力的原则，才可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大众文化。”①然而我们知道，传统的精英文化虽然是多元文化中一支重要的制衡与批判力量，但大众文化才是新时代的主流性文化。在文化产业化政策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文学创作成为为实利服务的产业，出发点就应在追求卓越、拒绝平庸的同时让大众喜欢。因为只有人民大众所喜欢的，才可能成为文化工业的创意资源、文化产业的利润来源。而这一点，作家王朔首先意识到了，他敏锐地发现了文学发展的拘囿，率先从固有的文学创作模式中冲出来，开创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家园。
王朔起初是为了生存而写小说的。他没有像多数作家一样去寻求安身立命、接纳自己的机构，反而率先把自由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安心做自己的“文学个体户”。他神话般的用短短几年时间使自己成为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大腕人物。纵观王朔的创作成果，从一开始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到后来的《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得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等部部都很畅销，即便是后来由王朔参与编剧策划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以及由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等也同样吸引着众多观众的眼球，引来好评、热议。探究王朔创作的成功，我们归结为以下原因：
一、市场化的创作
我们发现王朔从一开始创作便具备商业的眼光，主动以市场做导向。他洞悉市场，了解读者观众的需求，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大众的呼声。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空中小姐》便是非常讨巧的。王朔曾说:“虽然我经商没有成功，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我知道了什么好卖。当时我选择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与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也很讨巧的。”②同时作家王朔也如商人一般注重市场细分，他曾经说过:“我的小说就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还没有做到有意识就这样，他们吸引的是纯情少女，《顽主》这一类就冲趣味跟我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男的为主。后来又写了《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这是奔着大一大二的女生去的。《玩的就是心跳》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我是你爸爸》是给那些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给这帮人打个招呼。”③不难发现，王朔前后期作品的格调是有一定差异的。前期的作品多半可以算是言情小说；而后一些作品，比如影响较大的“顽主”系列，则可以看做是和变化中的社会价值观念紧密结合的社会小说。我们知道，随着社会世俗化的一步步发展，文学边缘化、多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市民文化开始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呈现出来，而王朔后期的作品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市民文化争取了话语表达权，做市民文化的代言人。再看，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初期的中国影视剧，只要有王朔参与的，无论是由王朔小说改编的或是王朔自己担当编剧创作的，大多会获得很好的口碑，甚至会出现万人空巷、争先目睹的盛况，这在当时中国的电影市场并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现象。
二、有卖点的创新
对于王朔而言，其小说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红小兵时代所熟悉的日常生活，语言来自于他最熟悉的革命语言，他熟练而精巧地把二者整合在特有的王朔小说之中。在当时的文坛，王朔的小说可以说是一种创新，开天辟地式的创新，至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群体职业的定位、语言的运用上以及表达的主旨上是这样的。他的小说多以“痞子”为主要人物，让这一类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群体成为自己小说的主体人物，这本身就是种创新。也许作为“小人物”，他们有些颓废、有些虚无，甚至还有些愤世嫉俗、有些不着调，但是他们却是真实、善良、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人。他们虽然玩世不恭但往往人们会从其平白又充满智慧的言语中看到其内心深处被人为刻意掩藏着的真善美。所以葛红兵才会说“痞子就是英雄”④。
再看王朔的语言，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说的全是北京方言，主人公个个油嘴滑舌、妙语连珠，如《编辑部的故事》里那句经典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瞎掰出来的打油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和为贵”。哪一句不通俗易懂？哪一句不朴实真挚？正是这种朴素但富含生活味道的方言，才会给人在新鲜之余又觉似曾耳闻的亲切之感。
从表达的主旨上看，很明显，王朔的创作是与精英文化、主流意识格格不入的。有人这样评价王朔的作品：“不是一般的否定，不是一般的诙谐、调侃或幽默，而是一种怀疑一切、抛弃一切、扫荡一切的轰轰烈烈的大嘲谑，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嘲谑。顽主们无所不嘲：崇高、理性、社会、人生、道德、伦理、历史、政治、性……以及一切禁锢人性装饰禁欲理想主义的东西，一切理性文明所造就的等级秩序。”⑤王朔没有受传统文化理念的束缚，没有沾染精英文化知识分子的傲气，他以幽默生动的市井口语和粗鄙轻松的文风，对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些劣根性如“迂腐清高、自我膨胀”等进行了痛快淋漓的讽刺与挖苦。曾有人指责王朔这种姿态是蛮横霸道的，是对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的毁灭性伤害，但是作家王蒙在《躲避崇高》中却把王朔看做是一个反对和揭穿“伪神圣”的文化战士，赋予其颠覆虚伪传统的重大使命。他在文章中指出：“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⑥ 当然王朔的创作也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就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审美情趣的夹缝中挣扎，在被赞赏的同时也被诟病甚至是遏制。《爱你没商量》就可以算是王朔没有成功的一部作品，从剧本中我们可以发现王朔总是在有意无意贬低地位在上、文化程度高、在体制内活得津津有味的人，这种人物关系明显地体现出王朔长期坚持的“卑鄙者最聪明，高尚者最愚蠢”的观念，“事后反省，我的认识是，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对错误的对象表达了一把没人需要的真诚。”“关于这部戏的成败当时也有很多的说法，我个人感到，最大的失责在于我们没有尊重电视剧的规律，最终受到规律的惩罚”⑦，王朔后来这样总结说。由此可见，个人化的创作可以全凭自己的兴趣，怎么高兴、怎么痛快就怎么写，可以完全忽略读者的审美取向与欣赏习惯，但是市场化的创作则完全不同，你需要从市场的角度、从观众欣赏的角度出发，作品需要有看点、有卖点，创作者自己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读王朔的小说，看王朔的电影，我们体会不到所谓历史的深度，也谈不上感动，但多少会让读者真切地体验到轻松愉快的笑，会让自己不再活得那么累、那么傻。无意间人们就会忘掉生活中的诸多不顺，度过一个“道德的假日”。所谓“道德的假日”，“就是让人暂时不那么‘道德’，暂时回避种种社会责任、崇高的情感、精神的追求，暂时地把更带有生理本能的需要在沉入黑暗的场地中大胆并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去力量的征服、生命的恐惧、视听的刺激乃至性爱的梦幻式满足。”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在电影越来越艺术的今天，好莱坞却依然可以在人们的骂声中雄踞全球影片票房榜榜首。
在现今文化产业化这一大背景下，当代文学创作如何才能成为文化工业的创意资源、文化产业的利润
来源，紧紧与产业化联系在一起呢？如果我们从应用理论学派分析的话，那么文学的创作就应该符合文化产业价值链的五个环节，即创意的形成、文化产品的生
产、文化产品的流通、文化产品的发送机构与最终消费者的接受。⑨前两者主要是对文学创作者而言的，要求他们在创作的时候，能够眼观六路、耳闻八方，真正与市场相结合，作品在追求卓越、远离平庸的同时，能够给大家带来新意，要有亮点。其实中国文学作品的产业出路是很广阔的，可利用的文学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花木兰》就曾经被美国迪士尼公司拍成动画片，从而在全球足足挣了6个亿美金。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也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文学改编的”⑩。而有意思的是，回头梳理一下张艺谋拍的电影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既叫好又叫座的大获成功的影片都是改编自小说，如《红高粱》《活着》《秋菊打官司》等，而其后期拍摄的一些画面精美、场面宏大、群星云集、制作费用高昂的影片，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却只能满足观众“眼球审美”而达不到“内心审美”，给观众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更没有多少值得细细琢磨的深度在里面。而对于文化产品的流通、文化产品的发送机构这两个方面，更多的是要求政府机关能够准确定位，与时俱进，不越位也不缺位，在政策上对文化产业加以扶持和引导，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而最终消费者的接受，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大众文化才是当今的主流文化，文学的创作也理应尊重这一事实。
①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③ 王朔：《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0页，第55页。
④ 葛红兵：《别忘了，王朔只有一个——与王彬彬的王朔批判商榷》，《粤海风》2000年第11、12期。
⑤ 李之鼎：《王朔创作的后现代性阐释（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综合版）》1994年第1期。
⑥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⑦ 王朔：《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55页。
⑧ 颜纯均：《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0页。
⑨ 王林：《文化产业的发展与预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⑩ 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当代电影》1995年第2期。
基金项目“国家文化产业化政策背景下的当代文学创作转型研究”10BZW096资助，和南通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计划资助
作 者：曾阳阳，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范钦林，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