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红字”】 红字发票
时间：2019-04-16 03:15: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美丽的坏女人形象开始独据文坛一角并引发无数想像，本文选取的文本正是以强暴、诱奸这样的热点题材为中心的一些“酷烈小说”。然而这些小说的立足点并不是基于某种阴暗心理的窥视，而是把重点放在由“丑闻”所诱发的一系列生存问题的善后上：看客、民族劣根性共同成为了扼杀可怜女性的帮凶。事实上，在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隐藏着纷繁不定的多重人性，而刘庆邦所做的努力正是“直面生活背后的真实”，表达对于底层生存现状的怀疑与追问，尊重与同情。
关键词：刘庆邦；酷烈小说；女性；看客；乡土劣根性；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08705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课题（09NM03）
作者简介：王 妍（1981-），女，山东枣庄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明军（1963-），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是什么”一直是一个很难言说的问题,症结在于文学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文学的丰富性恰恰是由生命的多样性构成的，可以说人性有多少种可能文学就会有多少种呈现的方式，文学的独特性也恰恰在于展现那些看似平静的生活背后的复杂人性。刘庆邦在长篇争鸣绚烂的今天业已成为一个坚韧地存在，在并不短暂的30多年的写作历程中,他以自己独特地书写耕耘于当下,呈现出恬静与锋利、婉约与浓烈、优雅与惊悚、柔美与残酷相互撕扯纠缠却又并行不悖的美学风格,使得文学如此真实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在文学流派纷繁的今天，我们虽然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地归类，但我们却不难把握到一个严肃作家用心去探寻人性的阴影，追寻命运脚步的努力。诚然，柔美才是刘庆邦小说的落脚点和心灵的归属地，然而酷烈书写中别样人性却大大扩展了文学图景的广度及深度。
一
孙郁先生提及刘庆邦的酷烈小说时用的一个词是“山崩式的轰鸣”。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刘庆邦对于乡村与矿山的偏爱，他喜欢讲述死亡与乖戾的故事，在黑暗的甬道中，那种演绎着黑暗与温暖的冲突，那些在荒寒世界中的无奈与隐忍。在这里，小说家不是基于猎奇或者是某种阴暗心理的窥视，而是对于生命与生存艰险的理解、尊重、思索乃至于怀疑与追问。
这一切在刘庆邦的早期代表作《走窑汉》中得以充分的展现。《走窑汉》的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矿工马海州对奸污妻子的头头施行不屈不挠的报复故事。事实上，读到奸夫张清跳窑自杀，继而妻子小娥跳楼自杀时却生生感觉“酷烈”不堪。诚然“走窑汉”马海州有着理直气壮地理由：“最最可恨的是，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人家在地面勾引他们的老婆”，[1]（P236，231）这就使马海州在复仇方面的过激与残暴显得有情可原，同时也隐埋下了噩梦的导火线。在这篇非常有技巧性的短篇中，作者对无论是心理战术施压者还是被步步紧逼被动者，心理动态都未着一词，而是通过细腻准确的动作描摹完成一系列的铺排，如小娥“马上涌出泪水”“很快擦干”，由“马上”、“很快”这样的精准用词中生动地展示了小娥在“出了那件见不得人的事以后”的心理劣势。故而，小娥不堪精神重负跳楼摔得脑浆迸裂的结局，虽并不意外但却让人为之惊怵。
一直以来，“强暴”都是一个极为敏感而丰富的题材,尤其是在把女性贞洁看得无比重要的中国社会,一场强暴的风波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伤痛而且包含着更多的民族心理、道德、伦理的因素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走窑汉》里“农村老太太打扮”唯唯诺诺跟在丈夫背后的小娥，还是《五月榴花》里能帮丈夫做事不被拒绝就得到了“巨大的恩赐”兴奋不已的涂云，她们共同的罪恶都是源于被人强暴。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在强暴事件发生之前都是恩爱的夫妻，但经过“被强暴”后妻子们却又立刻变得肮脏起来，这种对比，足以让人触目，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的第四章开头所分析的那样“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2]（P93）男人的性别角色虽然是在后天教育中逐步形成，但千百年来男权思想已经渗透进他们的血液。可以说，无论是野性十足的涂云、“纯洁清澈”“孩子般稚气和娇憨”的小娥，还是含苞待放的梅闺儿（《最后的浪漫》），她们都是充当了被动者的角色，纵使是摔跤能手的涂云在荷枪实弹的鬼子面前也是无计可施的，而且 “涂云想自杀,可厨房里要绳子没绳子,要菜刀,一到晚间菜刀就被鬼子收走了。监视她的鬼子手持枪刺在厨房门口站着”，[1]（P216）不难想见单纯的小娥和梅闺儿又怎么能是老谋深算的矿上领导的对手呢。而这时她们为之依赖的男人却全不在她们的身边，摆在这些不能掌握自我的命运的“受众”面前的道路其实就是无路可走。
这种无助的惊悚感在《五月榴花》中更为体现无余，张成把涂云从日本人解救后，我们原本以为涂云终于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可惜等待这个已经不贞洁的女人的只是更为黑暗的深渊。张成对于30多年来“真让他等着了”的爱妻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而是关到地窖里不给吃喝，当妻子被饭香吸引逃出地窖时，张成“先把她捉到了。张成不说话，用脚踏住她的一条腿，双手抓住另一条腿，像掀铡刀似地那么一掀，就把涂云撕坏了”，而此前的涂云“仍赤裸着身子，身上涂的锅烟子也没洗去，人已瘦得不成样子”[1]（P220）。作者正是借用了“又”、“仍”、“也”的这样的连接词，句子一气呵成却又血腥不堪，纵使如此的国难家仇，敌我矛盾，而丈夫张成最后用手撕裂妻子涂云的方式也难免太过残忍。
不难发现，无论这些男人的性格、身份甚至教育背景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但对待女性所谓的做风问题上的态度和心理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小说正是绕过“强奸”的案件本身，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善后”的残酷、冷漠和绝望，把我们推向人性深渊的边缘,让我们不忍卒视。刘庆邦用他的老道、夹杂着些许诙谐的描摹来面对这样的血腥与残忍，这种态度堪称“酷烈”。是残酷的酷，也是超然的酷、优越的酷、冷漠的酷；是壮烈的烈，也是血劲、阳刚、暴躁的烈。
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徒手“车裂”的刑罚面前，张成用这种既使在古代也是残忍至极的手段仅仅是为了发泄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对于自己的所属物失去贞操的仇恨，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了作家的矛盾心理在里面。这段撕裂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写法显然是有心夸大，无论是从现代医学还是物理力学的角度，徒手纵使是撕裂一个骨瘦如材的女人也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种违背常规的过激的行动描写，我更愿意相信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深思熟虑之笔，他正是借用如此“酷烈”的结尾，试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和书写面对男权、传统道德时的焦灼与困惑。
“相似的肤浅的幸福历来不是文学关注的对象，文学所关注的恰恰是那些迥异的深刻的不幸。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搏杀常常让我们惊心动魄，目瞪口呆。还有一个战场是在家庭内部。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弥漫，尸陈遍野，有时却更能触及人类的灵魂。因为发生在家庭以外战场上的战争是肉体与肉体的搏斗，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战争才是灵魂与灵魂的厮杀。”[3]无论是《家属房》中的为了维持生活,为了不“下岗”,被丈夫愿意当作换取工作岗位的“筹码”的小艾;《到处都很干净》中杨看梅在丈夫的默许和暗示下用身体换来以前喂猪的芝麻饼来给丈夫保命；还是《兄妹》中把当小姐挣来的血泪钱给了哥哥，而哥哥却用这些钱来嫖娼寻欢的妹妹心……。一方面是把贞节观念看的无比重要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是在窘迫、艰难、荒诞的生存现实面前无处皈依的尊严乃至与贞节。被俘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承担罪恶，而作为男性附属或者私有财产的女性承担的恰恰是男人赋予并认定的罪恶，就像《家属房》中小艾的噩梦一般“梦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强行压在她身上，她使劲推也推不开。不知怎么，受惩罚的却是她，办法就是把她的衣服全脱光，大庭广众之下，在她的肚子上压一块大石头，让人排队参观。”[4]如果说在爱情中要求精神和肉体的纯洁和忠贞，本来无可厚非的话，但作为被强暴的女性而言，除了她们来自身体的创伤外，内心还要担负着更为深重地被侮辱、被损害的创伤。而恰恰是这些已经身心俱疲的女性，却从爱人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安慰以及支撑，却要受到来自男人从精神到肉体的惩罚。男人在理直气壮地谴责女性罪过的同时，从来没有试图认识到是他们的过错，更未想过分担，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同为受害者，更为弱势的女人，所以女性成为了所有罪孽的渊薮，成为了一切罪过的替罪羔羊，无助、挣扎、绝望，甚至连死亡也不能救赎她们业已失落的尊严与人格。
二
另一方面刘庆邦对于人性书写的深刻，也得益于他对于广大看客的描摹及书写。自鲁迅尖锐而又老到点出“看客”后，这个拥有着麻木而又愚昧，怯懦而又残缺的国民性的群体开始在日后的小说中频频出现。在《五月榴花》中动辄就告诉张成看见涂云被鬼子如何如何的路人甲乙，鲜活地展示了所谓乡亲的看客乃至自发的监视者的身份。这种看客的心理在《平地风雷》中可谓是登峰造极，他们一方面挑唆女儿连条裤子都没有的货郎卖货挣钱以保生存（这在当时是走资本主义路线），另一方面“趁着夜色”去村长那里告状，让村长整治走“资本”路线的货郎，并“极神秘地提请他（村长）小心”,给村长递话“说货郎跟他结了仇，要做他的活儿”，并抓紧教唆货郎报复村长。可以说在胆小的货郎与并不苛责的村长间的“平地风雷”恰恰是这群挑唆、恶毒、残忍的看客，在他们的挑唆和刺激下，货郎杀了村长，而村民却蜂拥而上，把可怜的货郎打成了肉饼。在整个过程中是他们无风起浪、推波助澜，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里货郎杀了村长成为了他们很好的宣泄口，他们冷眼旁观后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打死货郎。整个屠杀的过程就是一个阴谋，是一个全体看客共同参与的阴谋，他们合谋把一个贫弱而隐忍的生命推向了绝境。在这里被打成肉饼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同乡（这个在中国传统伦理中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是一个身处生存的绝境,走投无路的弱者，更有甚者是扼杀了人之为人的良知、人性和残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和爱。在整个事件中，这群看客的冷酷、噬血、荒寒、残酷，已经将“人”“畜”的概念合二为一。
在《走窑汉》中,温和、善良、有见地这样的评价在马海州身上频频出现，作者对于环境的渲染以及对于人物细致地描摹与铺排，让我们不难推测出小娥无非是“玩弄女性的老手”张清嘴下无辜的羔羊。从常理上讲，以马海州和小娥深厚的感情，马海州刺了张清一刀，仇也算报了。而当他被捕时对躲在树后哭泣的妻子喊到“田小娥，不许你死……”的一喊是意味深长的。不难想见，作为丈夫的马海州对妻子关爱，以后对妻子在家里艰难处境的担忧。事实上，从“人们斜眼看见，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瘦弱了”[1]（P238）的描写中不难发现马海州的担心并不多余。然而，无论马海州是如何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在周围环境的胁迫与所谓的社会伦理的挤压下，马海州又不能真正的原谅“不洁”的妻子。可以说，马海州逼死妻子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既有心理层面也有外界环境的因素，既有个人男性心理作祟的成分也有周围看客的推波助澜。马海州不屈不挠的复仇的结果就是，不仅仇人张清跳窑死了，连小娥也不堪精神重负绝望跳楼自杀，“脑浆迸裂”，当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马海州“呼地站起来。……可是，他又坐下来”。[1]（P244） 这简短的一句话，中间意味深长，却又千般滋味的省略号，道出了人生的几多的酸涩、无奈、悔恨和百感交集。
这在《血劲》中可以找到更为直白解释。文中主人公雄与“熊”同音，在方言里是窝囊、没有男子汉气概的意思。所以软弱雄在老婆跟一个杀狗的人通奸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什么胆量和作为的，但正是雄的“不作为”，他的家事成为了工友嘲笑的话柄，每每遭人出言相激，在他声称要借刀报仇时“巷道里一时显得有些静”，没有人阻止他即将违法的行为，也没有人站在夫妻感情的角度劝慰雄，甚至连饭店的老板娘都主动指点雄报仇。在走窑汉看来“你欺负雄的老婆，不是欺负雄一个人，而是把我们做窑的哥儿们都欺负了”。[5]（P496）当最后木为做窑的汉子的面子杀死了通奸的二人后，雄却英雄的包揽了一切。刘庆邦说过“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殊不知，即使是两个人通奸也罪不至死，况且雄的妻子四真是满怀着奉献精神，和母亲断绝了关系嫁给矿工的。而且雄也只是领导安排给四真的丈夫，在整个事件中可以说四真也是一个受害者，没有人站在她的角度考虑过她的众叛亲离、背井离乡、梦想失落、贫困惨淡的现实生活。他们考虑的是四真损伤了作为全体矿工的颜面，在这个走窑汉乃至整个社会的群体中，雄这种杀人的行为是血性的，矿工们用“所有的矿灯都照向他”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敬仰和赞赏，仿佛雄身上背负的不是两条人命而是一个战场归来的英雄。与其说是四真坚持与杀狗的青年通奸而死于非命，毋宁说是周围的环境胁迫和鄙视导致雄（虽然真正动手的是木）做出杀人的举动，并把自己作为凶手送上了刑台。
无疑，自鲁迅始“看客”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它代表了麻木、从众、人格的缺失与怯懦。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曾经说过 “毕竟人心中的艾滋病要比人身体上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一个社会机体上的艾滋病、社会心脏上的艾滋病，要比人群中的艾滋病严重得多，也更难治愈。人体的艾滋病至少可以预防，但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谁又能预防呢?谁又能去治疗呢?” 如果说男人对于女性的报复是一个表演或者展示的话,那么让这场展示得以继续,甚至愈演愈烈的某后黑手则是看客,他们是惩罚的价值评价主体,也是这场展示的目的。在这些黑手的推动下，那些朴实、善良的灵魂背弃了自己的初衷，在外界环境的胁迫和扭曲下活生生地逼死（或者是杀死）自己的妻子（仇人），搭上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在这里，冷硬的伦理，荒寒的人性取代了包容、温暖与救赎，使得美好的人性无处皈依。
三
在这些杀妻或者逼死妻子的故事中，《走窑汉》中的一段描写发人深省：“她（小娥）仿佛成了一只妖怪，连三岁的孩子都朝她投瓦块。大年初一，她日上三竿才起床开门，却发现门鼻子上挂着一只烂帮漏底的布鞋。她关起门来把布鞋烧了，第二天又被挂上一只……”[1]（P238），另一个例子就是纯正而美好的女性代表的王东玉（《守身》里面的女主人公），她来自大城市的高干家庭，尤为难得的是她不仅漂亮有气质，有文化，待人和蔼，低调，有爱心，对那些低贱的矿工也能一视同仁，笑脸相待（同样的形象还有《黑地》里的茅月，只是身份由广播员变成医生），但就因其完美就有人嫉妒，给她泼污水，写匿名信，而“那些匿名信有的像男人写的，有的像女人写的，都说王东玉的生活作风很不好。”[6]（P290），不堪的舆论，邻里的斜眼成为了共同的帮凶,而其中的乡亲、敌视却又不乏女性同胞，这一切的元凶是千百年来的封建思想的积淀，而她的军官丈夫、她父亲的老战友的儿子不分青红皂白的“不能容忍”地、“坚决地”与王东玉离了婚。在这场扼杀纯正人性的闹剧中，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都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单列出男女有别一节，“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为了这个社会的安稳，不仅仅是女人要附属于男人，而且“由于人的个性具有不完整性，这就决定了达成两性和谐的关键在于对‘关系’的认识。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等同于丈夫的私有财产，夫妻之间是‘占有’与 ‘被占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女性人格被无情的异化”[7]（P155）,女性不能成为一个拥有自我的指代，无论是对小娥的失身指指点点的人群中妇女（《走窑汉》），还是《平地风雷》中假仁假义的说要有两条裤子就给货郎女儿一条的李四嫂，还有四处散布涂云被日本鬼子吃了的瞎婆婆（《五月榴花》），她们作为女性已经被千百年来的封建思维所异化，她们没有自我的判断，有的只是尖锐、残酷和锋利。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瞎子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不同内涵，古希腊悲剧中的瞎子一般都是作为智者的角色出现，他们看待事物更为敏锐而有远见，而传说中的“瞽叟” 作为舜得父亲，却是一个性情邪恶，对舜不满的人，还经常想要寻机杀死舜；《原野》中花金子的“瞎婆婆”心思歹毒试图杀死仇虎但却误杀了自己的孙子……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盲人多半是邪恶的象征。《五月榴花》中涂云的婆婆“两只耳朵支楞着，听见窖下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她就用铁铲铲石磨，发出难听的声响”，“瞎眼婆婆加紧用铁锹没头没脑地猛铲……涂云被铲破了胳膊，铲破了脸，铲得鲜血淋漓”。[1]（P220）诚然，从这些女性身上找不到一丝一毫女性特有的温暖、包容与母性，她们的人格是残缺的。在这里，女性不再是柔软、温情脉脉的指代，而是一头头异化的嗜血兽，她们争相逼死自己的同类，在歹毒和狠心方面甚至比男人们更甚，这里正验证了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一句话“他人即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