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并不可悲,生命亦不可喜 比死亡更可悲
时间：2019-04-11 03:17: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最近读到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绝命词》，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据解释，1929年，彭湃就义前，被押解游街示众，一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彭湃遂作《绝命词》”云云。
烈士心情，正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吧。
鲁迅当年的《药》，就是写了这样的悲哀，可悲的不仅是芸芸众生的麻木、自私和苟活，可悲的还有为芸芸众生赴死者的不被理解的孤独。
检审历史我们发现这种现象绝非个别，不但在东方专制主义的沃土上，就是在西欧也往往如此。
作为思想者的苏格拉底，由于思想，成了雅典城邦的公敌。致他于死地的毒酒，实际上是政府的法律加上社会的舆论勾兑而成。
布鲁诺为什么在鲜花广场上遭受火刑？因为他坚持的“日心说”冒渎了教廷的威严，也冒犯了世俗的成见。
革命者和思想者，一是现行社会秩序的反叛，一是对于精神藩篱的突破，都属于大众中的异数。因此有时不为大众理解和同情，也许正是他们的宿命？然而他们自己视信仰和原则高于一切，不惜牺牲个体生命，对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的不理解，表示理解，而不改初衷。
悬他们——中外历史上千百万的真正的革命者和思想者为榜样，对我来说，有如云泥之别，何敢望其项背，那实际的距离是太远，不可以道里计的。
不得已而求其次，在有革命者、思想者受难的场合，能否不以围观为快，能否不讪笑诅咒，能否不跟着起哄，更不用说，能否不暗中期望分得一个半个蘸着人血的馒头？
我这样自省，也自勉。
【后记】
自勉重在将来，自省需要回顾，责人宜宽，律己要严，中国古来的规矩中这一条是可取的。巴金说过，在政治运动中向人身上“扔石头”，大约就是指落井下石。其实这不限于上文说的对革命者、思想者，而是一种“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现象。其影响的范围，因小会、大会、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的规模不同而不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上广播，上电视，上公开的报刊，以“批倒批臭”为目的，一下子就能让被批判者“臭名远扬”，“身败名裂”，直致家破人亡。他们当中固然有革命者有思想者，但更多被卷入的普通公民，他们的人权、生命、尊严，难道不是同样应该维护吗？而在政治运动当中，一拔高一上纲，什么鸡毛蒜皮，甚至捕风捉影，都会变成政治问题，使当事人承担政治后果。
我正式挨整以前，就不止一次扮演过这种整人的角色。三反运动中参加过打虎队，是一种职务行为，不去说了（在“职务行为”的名义下，纵容了多少不受追究的罪过）。而完全应由个人负责的，如肃反运动时针对以胡风为中心的诗人作家群，按“材料”的口径作鬼化的咒骂，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到反右派初期针对《更相信人吧》（张明权）、《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和作者进行诛讨，则是为了摆脱干系，划清界限。这些都以诗文的形式印刷发行，杀伤力远远大于一般会上的口头批斗，事后的影响也很难一举消除。从个人来说，这是欠下的一笔良心债，不是一声“道歉”了得的。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卸下精神包袱，而做一个道歉的姿态，那对历史、对人、对己更未必是负责的态度。
如何就我们经过的不正常的岁月进行理性的反思，是摆在每个过来人面前的题目。当时我们不仅仅是观察者，即围观者也很快分化，或沦为挨整的，或加入整人。历史是不容袖手旁观的。朱学勤先生最早引用了一位德国新教神父马丁的话——是刻在波士顿的犹太人纪念碑上的——不断为人所转引：“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站起来说话了。”拿我来说，挨整以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并不止于沉默，我每次都是积极分子，“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指错了也就打错了；在反胡风以后开始的肃反运动中，我还是基层五人小组的成员，在反右派运动初期，我也是基层五人小组的成员，最后，是整个的斗争机制决定了“整人者人亦整之”的命运，在“文革”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就全局来说，这种形式的“国内战争”，无益于整个民族的自戕行为，我们的后代，无论如何不该再陷入这样的怪圈了。
【选自杨耀文选编《文化名家谈生死》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