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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 [总设计师和战友摊牌]

    时间:2019-04-03 03:19: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维新三杰”分裂,改革不是请客吃饭  西乡隆盛在1870年1月辞去中央政府官职回到鹿儿岛,为了废藩置县,大久保利通又把他请出来坐镇军队。在使团出国前,治理国家的重任被托付给西乡。谁能想到,出国与不出国,最终成为“维新三杰”决裂的导火索。1873年的明治政府,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征兵令引发的分裂危机
      危机的引发,来自山县有朋的征兵令。按照幕府时代武士阶层的等级,山县的家庭属于“中间”,其父是一个战时只能打旗、拿武器的小角色。“中间”阶层很难有升迁的机会,山县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枪术教师。
      在长州藩“尊王攘夷”运动中,山县组织了“奇兵队”,这是一支由出身社会各阶层的志愿者组成的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幕府讨伐长州藩的战争和戊辰内战中功勋卓著,山县产生了在全面征兵的基础上建立近代军队的观念。1869年到1870年,山县赴欧洲考察,欧洲人告诉他,征兵能带动政权背后人民的积极性。1872年,在山县的主持下,明治政府发布了“征兵令”,取消武士垄断的军事特权,全国人民不分贵贱,都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军队以便发起对外战争,在这一点上,山县有朋和西乡隆盛一贯的“强兵”理念也吻合。
      由于征兵制以广大农民为对象,所以此前一贯认为军役与己无关的农民,以为一旦被征召入伍就会被派往海外作战,因而奋起反对。被征兵者临行时,常有亲属数十人哭哭啼啼送行。最可笑的是,政府在发布命令时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血税”,意为士兵应该为保护国家准备牺牲。但是许多农户却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导致谣言四起,传说有人拿着巨大的玻璃瓶子在乡村游荡,从那些应该当兵的人身上抽血。反对征兵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此前,明治政府已经颁布“废刀令”,等于是剥夺了武士的身份象征,现在又出来个全民皆兵,等于是“铁饭碗”也没有了。既然农民害怕被征,武士们就上书,宣称“胜任士兵者唯士族耳”。此外,对于参与打倒幕府的戊辰战争的广大士族来说,“攘夷”是明治维新的本来目的,而谁都知道欧美的强大,这样又有一种“补偿论”浮出水面——侵略东方以“补偿”日本遭受西方侵略的损失。因此,在西乡隆盛等人看来,如不马上征韩征台,以充当“东洋盟主”,倒幕战争的意义又在哪里?
      西乡的治国理念是“强兵”先行,以“强兵”来带动“富国”,再加上要为士族找回存在感,他决定挑起对韩国的战争。西乡的这种激进策略,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理念产生了极大矛盾。
      富国、强兵、立宪三选一
      “征韩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木户孝允,然而他从海外归国后认识到当时日本缺乏一部根本大法,所以他认为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立宪”。木户认为西乡的想法“荒唐无稽”,将整个国家都牵扯到一场整体性战争危机中去,新政府的正统权威就会丧失殆尽。此时的木户孝允,成了“征韩论”的坚决反对者。
      作为西乡的发小,大久保利通对“征韩论”其实是理解的,只不过当时日本的财政无法支持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所以大久保抛出了“内治优先论”,主张“殖产兴业”,由政府主导发展工商业,先“富国”再“强兵”,反对立即征韩。
      木户和大久保之间也有矛盾。大久保认为立宪如同虚设巧饰,中看不中用;木户对大久保没有民意基础的“殖产兴业”颇有微词。另外,在岩仓使团出国这一年多时间,留守派在兵制、税制、司法方面都推行了一些改革,出国的这拨人丧失了在政府中的话语权。大久保提出“内治优先论”,也有借此和留守派抗争,乘机夺回权柄的考虑。
      大久保和西乡、木户三人各唱各的戏,“富国”、“强兵”、“立宪”这三种堂堂正正的立国理念,在1873年竟然闹得势如水火,明治政府“三选一”的时刻就此到来。10月15日,在政府高层内部的会议上,征韩派人数占优,取得了胜利。关键时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病,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他在10月23日单独上奏,天皇否定了征韩的计划。10月24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参议愤而辞职。板垣、后藤代表土佐藩;江藤、副岛代表肥前藩,萨、长、土、肥四藩联合政权就此分裂。
      一半政府成员撂挑子,反而给大久保建立集权体制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对政府结构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以内务省为中心,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他自荐就任内务卿。他的亲信大隈重信出任大藏卿,伊藤博文出任工部卿,三人组成了“殖产兴业”的三驾马车。木户则因政见不合,在1874年辞职。
      三杰凋落,日本近代化起步
      第一个出来挑战大久保“开明专制”的是江藤新平,此前他曾主持司法工作,改革日本司法卓有建树。1874年2月,江藤新平在佐贺集结了三千名士族发动叛乱。六天后,大久保任军事和审判的全权代表,亲赴九州,镇压叛乱。在政府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下,3月1日叛军投降。4月13日,江藤新平被枭首。
      这个处理结果,为大久保赢得了“冷血”的名声。许多人想不通,连幕府的将军都能留得一条活命,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战友要处死呢?这就是号称“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的铁血手段——胆敢作乱,格杀勿论。
      木户是“自上而下的民主派”,退出政府的板垣退助成了民间“自下而上的民权派”领袖。木户辞职后和板垣越走越近,大久保担心对手太多,邀请木户重回政府。1875年2月,在大阪会议上,大久保同意承认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 重开地方官会议。并于4月14日由天皇颁布“渐次确立国家立宪政体”的诏书。立宪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大久保也稳住了“民主派”和“民权派”。
      木户和大久保之间的矛盾除了政见,还与萨长之间的藩阀之争纠缠在一起。木户曾说要用法律的办法“除山芋”,直指盛产山芋的萨摩。实际上,大久保自己虽是萨摩人,但是他对派阀与出身没有什么成见。他的左右手伊藤博文是长州人,大隈重信出自肥前。大久保自己常说:“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搞政治不行,打仗行。”
      大久保“殖产兴业”遇到最大的问题必然是钱。当时的明治政府不愿意对外举债,岩仓具视说:“我宁愿把九州和四国卖掉,也不愿意向外国借款。”大久保把目光投向了武士阶层。此前,武士们的俸禄由各藩发放,废藩置县后,俸禄的出资人由藩主变成明治政府,这笔钱的总数吓了大久保一跳,占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尽管木户认为抛弃武士阶层不道德,岩仓具视也害怕会激起武士们的反抗,大久保还是断然于1876年进行了“秩禄处分”。简单说就是强制把俸禄的现金支付改为发放公债证书,三十年还清。为此,政府共发行了一亿七千万日元的公债证书,而航运、农业、纺织、外贸和金融等产业也在大久保的规划下有了极大的发展。
      先被没收劳动工具,然后是“铁饭碗”被砸,最后被“买断工龄”,还是用债券——各地士族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熊本爆发了“敬神党之乱”,在其影响下,福冈县爆发了“秋月党之乱”,山口县爆发了“获之乱”。
      不过这些叛乱都被大久保逐个镇压下去。1877年初,西乡隆盛在萨摩士族的拥立下出任叛军领袖,政府军花了七个月的时间才平定叛乱,西乡隆盛身死。同年5月26日,木户孝允病逝。
      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乘马车到太政官去办公,在车内还在阅读文件。8点左右,马车遭到为西乡报仇的岛田一郎等六名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地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过了一会儿才倒地断气,时年四十九岁。有人评价说:“专横、跋扈的结果,未引起一点同情。”然而,大久保毕竟为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打下了基础,他被称为“明治维新总设计师”也许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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