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传记【郑颖超追忆周恩来】
时间：2019-03-31 03:33: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恩来在世的时候。邓颖超数十年来甘居幕后。周恩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几次圈掉了邓颖超进入中央高层的名单。1976年周恩来病逝以后，邓颖超才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透露周恩来病逝前的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以后，举国同哀，邓颖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根据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台基厂不远的一处房子里暂住。
8月的一天，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过的老部下在台基厂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来逝世后仍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她向赵炜表达了几位老同志关心邓颖超现况，并希望能与邓颖超见面的迫切心情。在当时的形势下，赵炜深知邓颖超与这些人会面是何等困难，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况转告给邓颖超。8月21日，赵炜把邓颖超同意会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请求的那位老同志。邓颖超与她们约定会面的时间为当晚8点。但会见地点让几位老同志感到惊愕，邓颖超主张一定要在她的汽车里。
当天晚上，一辆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与台基厂交会的路口，几位老同志趁停车的一刹那匆忙上了车。她们发现里面坐着的正是邓颖超。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机按邓颖超的吩咐打开了车顶灯。在幽暗的灯光下，她们发现邓颖超变得憔悴和消瘦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短暂会面，纷纷关切地询问邓颖超的身体状况。
这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保留骨灰的问题。邓颖超说：
“提倡火葬是中央的决定，我们一定要贯彻。我和恩来有过协议，死后都不保留骨灰。当时，他问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证做到这条。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证做到这条?’他担心，怕我手软做不到。现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坚决请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遗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这样，我实践了诺言，心就安了。恩来说过，‘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个革命。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不灭么!骨灰化做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几位老同志听了邓颖超一番话后都感动得落泪了。
关于周恩来不保留骨灰一事，邓颖超还在另一场合对亲属谈及。她说：“关于思来骨灰处理问题，我们早就相互保证了。可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时说话声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现在外边有人怪医生，怪医疗小组。你们若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定要作解释。他们是精心的，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病太严重了。他的癌细胞是十分罕见的，厉害的癌细胞，到后来已经扩散到全身。……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精确，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细胞已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这是在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首次向亲属透露相关内情。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即便周恩来的至亲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劝止了。早在“文革”初期，邓颖超就向亲朋透露了周恩来拟定的“三不”原则。有一次，邓颖超对来访的友人谈到此事时说：“前一段，自己(指周恩来)规定了‘三不’，不见客，不回信，连侄儿们也不见。老四(指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见，实际上是为你们好。有的同志来看我们，回去就被整得很厉害，我们在红墙里面托毛主席的福，你们在外边就不行了。有一次，一位同志来了，回去险些被整死。总理知道后说：‘我要救人了。’找了卫戍区才救了出来。”
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才有人进入西花厅拜见邓颖超。一次，一位亲属好不容易来到中南海面见邓颖超。在谈到周恩来患病以后的身体状况时，邓颖超说：“(周恩来)会见外宾不累，主要是开会累，国家事多，太操心。过去总理熬夜，睡的时候，躺下就能睡着；现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着了。”在一位友人谈到人们都在关心周恩来时，邓颖超又说：“天天收到群众来信。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叫总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医院里。他们不了解情况，医院的条件比家里好多了，健康主要靠专家们。……我知道你们很惦记他，可惜现在不能见，连我也是按规定的时间去看。”从这些由亲友透露出来的简短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邓颖超的困难处境以及周恩来最后岁月的大概情况。
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竹入义胜曾多次来华访问。席间，邓颖超首次向日本客人和陪同的中日友协负责人孙平化等，谈到了她早年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邓颖超对客人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邓颖超继续告诉日本客人：“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