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屏幕媒介环境下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比媒介伦理更重要辩论
时间：2019-01-14 03:36: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目前,大众传媒是我国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如何正确而有效地理解媒体和使用屏幕媒介是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课题。文章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屏幕媒介为什么成为一个教育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语境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更好地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关键词】屏幕教育;大学生;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4―0016―04
如同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一样,如今的数字化进程也正在促成信息社会的生活方式。在信息社会,各种基于屏幕的媒介如电影、电视、电脑和手机以及公共场所的电子显示屏等信息终端,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屏幕终端所包围的信息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基于屏幕的媒介文化时代。屏幕无处不在,已然成为我们无法拒绝的一种媒介环境,乃至我们难以拒绝的一种生活方式。放眼各大高校园区,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更是如此,他们通过屏幕上网、看影视、玩手机已经是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常态。然而,正是大学生的这种基于屏幕的学习生活方式,令高校辅导员、教师甚至大学生本人都头疼不已,其缘由无外乎是屏幕媒介所带来的问题。
一 当屏幕媒介成为问题:屏幕媒介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教育问题?
当前大学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无论什么时候,包括上课时间,大学生只要在读书,我们通常都会对读书这一行为给予认可,而很少会像中学那样关注并审查他们读的是什么书;但是如果他们在通过屏幕上网、看电影、电视或玩手机,且不说上课时间这一行为是禁忌,就是课余时间也往往被视为玩物丧志。为什么现在读书一般会获得正面的评价?为什么上网、看电视、玩手机却多是负面的评价?这似乎只关乎“书还是屏幕”的问题。何以如此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屏幕媒介的变迁轨迹及其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脉络。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电影为标志的大众媒介推动了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蓬勃发展,对当时保守的英国贵族传统精英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身为文学批评家的英国学者利维斯和汤普森很自然地以一种传统人文特权的贵族立场,视这一现象为英国传统文化的威胁,并于1933年发表了《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首次提出“文化素养”的概念,开启了后来波及世界各国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先河。由此,始于电影的屏幕教育逐渐进入课堂,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问题。
到六七十年代,电视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但也被视为“比电影更为低级的大众媒介”,电视传播的负效应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警觉。美国学者把从降生起就大量接触电视节目的一代人称为“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认为他们从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都来源于电视,无法应付实际生活的千变万化。日本学者则称之为“容器人”,认为他们往往具有心理封闭、孤僻、冷漠的性格特征,只是一种收集传媒信息的“容器”。因此,针对电视的屏幕教育,成为继电影之后影响最广泛的教育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和近年来手机的广泛普及,“网瘾”、“宅男”、“腐女”等屏幕教育问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新的“计算机前长大的一代”,虽然在很多方面有别于“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但关于网络、手机等新屏幕媒介对他们的负面传播效应及负面评价如影相随。如日本学者就认为,“计算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甲壳虫”或“胶囊式”的人,即他们被高科技包裹起来,计算机屏幕是他们观测世界的“复眼”,通讯天线是他们伸向社会的“天线”,他们裹着科技的硬壳步入社会,带来的实际上是“科技的封闭”,他们最终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人”、“孤独的个体”。基于网络和手机等媒体的屏幕教育,正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教育问题。
从上述电影、电视、网络和手机等屏幕媒介的变迁来看,屏幕文化引发了从文化到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并进而被视为一个公认的教育问题。自从1933年英国学者利维斯第一次提出文化素养教育以来,欧美很多国家开始重视媒介素养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更是开设了大量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七十年代后,媒介素养教育在联合国以及政府的推动下逐渐发展为一种通识教育和终身教育。可见,屏幕教育已经成了一个共识。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的“书还是屏幕”问题。我们很容易发现,人们习惯性地扬读书而抑屏幕,其表层的原因无疑是屏幕文化有太多的负面影响;然而,其深层的一个容易忽略的原因,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文化惯例,即书面文化更多的指向精英文化,而屏幕文化指向于世俗化的大众文化。显然,正是这种文化生产主导下的媚俗内容以及屏幕这种媒介形式的有形或隐性控制,使其成为“规训”的对象。屏幕媒介技术的发展,先是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从“知识即权力”的束缚下刚走出,随即便进入了一个“媒介即控制”的天罗地网,屏幕媒介带来的并全不是解放,而是如马尔库塞所言的“技术的逻辑已蜕变成为奴役的逻辑”。
因此,在当今这样一个基于屏幕的媒介文化时代,印刷时代的文字阅读问题已经让位于数字时代的屏幕教育问题。屏幕文化时代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学会在其中生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因应之道无疑是直面问题进行屏幕教育。
二 屏幕问题的语境:针对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语境的问题是什么?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媒介素养教育,无不是为了抵制媒介文化对受众的负面影响,培养具备良好的媒介批判能力和主体意识的社会公民,各国开展屏幕教育的路径也无一不是出于最初的现实语境及其问题。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源头,其问题是以电影为标志的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其语境是利维斯主义者以一种代表传统人文特权的贵族立场,对大众媒介文化持一种等而下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媒介是文化堕落的因子,是威胁社会文化与道德的源泉。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将媒介素养引入学校教育,其背景是美国电视文化的跨国境传播,导致大量的血腥、暴力场面、性画面充斥着加拿大的电视荧屏,造成美国文化不断地侵蚀加拿大本土文化。正是在这一语境下,197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率先开始了以抵制美国电视文化为初衷的媒介教育课程。与加拿大相比,美国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强烈动力,完全是出于对电视中充斥的性和暴力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美国学者相信可以通过向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来防止被媒体误导的危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对互联网的关注。其背景是处于信息社会的日本,较早地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也由此较早地面对网络媒体素养的教育问题。与日本不同,我国台湾媒介素养的背景诞生于畸形媒体生态及恶质内容的环境中,先天就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政客操纵媒体议题,资本力量推波助澜,各种“民调”层出不穷,蓝绿阵营媒体严重对立。生活在这样一个媒介环境中的台湾民众认为,媒体是社会的最大乱源。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及地区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语境及问题,也产生了不同或相似的一些变化。但有一点不变的是,它们都是从其现实语境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审视问题的提出和屏幕教育的应对。
我国当前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在这样一个电影、电视、网络和手机等构建的屏幕文化时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现阶段,由于媒介素养理念远未进入教育系统的视野,且不说中小学在应试教育的指挥下,极度缺乏应有的媒介素养教育,大学也鲜有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那么当前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究竟如何呢?据调查,我国当代大学生已初步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如接触媒介的动机明确,具有较好的信息搜集处理能力,对社会现实的媒介“拟像”具有良好的辨别力,对暴力等媚俗内容也有较强的抵制力。应该说,这个调查结果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大学生所具备的媒介素养,基本上是以长期触媒为代价的自发行为,并未真正进入到使用媒介和理解媒介的自觉阶段。正是由此才导致了连大学生自己都觉得掉进了影视、网络、手机等屏幕媒介的信息漩涡而难以自拔的境地,而这也是广大高校辅导员、教师真正头疼的问题所在。
事实上,当前大学生媒介素养处于自发状态而非自觉阶段,只是问题的后果和表象,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对屏幕媒介的态度。“谈网色变”不应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需要跳出以往因对大学生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而拒斥屏幕媒介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更需要关注的问题应该是,我国当前大学生使用屏幕媒介做什么。用一句传播学的名言来说就是:重要的是不要看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人们对媒体做了什么。(Not what media do to the people,what people do to the media.)针对我国当代大学的媒介素养现状,笔者认为,我们总的宗旨是培养社会公民,但我们具体的着眼点应该是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支援大学生更好地使用网络、影视、手机等屏幕媒体以满足大学生学习的需要。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大学生在使用媒介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当前大学生使用屏幕媒介过多用于满足娱乐的需要而非学习的需要;过多使用屏幕媒介进行社会交往的倾向,以致对正常人际交往产生了一些影响,“网瘾”、“宅男”、“腐女”等现象即是显证;使用屏幕媒介过多用于影像阅读,导致语言读写能力弱化等。
总之,我们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语境是在严重缺乏媒介素养教育的背景下,人们对基于屏幕的媒介文化的总体性拒斥。我们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是当代大学生理解媒介仅处于自发状态,以及使用媒介不当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三 屏幕教育的现实逻辑:如何进行理论上的回应与实践中的应对?
在大学开展屏幕教育的现实逻辑,是我们无法拒斥我们所生活的媒介环境,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生存”。针对我国当前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语境及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急需尽早在高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并在此前提下尽快完成两个转换即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转换,以加强理论上的回应与实践中的应对。
首先,媒介素养课程的开设:从自发状态到自觉阶段的提升。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利维斯提出文化素养的概念开始,媒介素养便是英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到七十年代,由于“屏幕教育”的兴起,世界范围内才涌现了一轮媒介素养进入学校教育的浪潮。如加拿大在中学广泛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正式课程,美国受其影响在中小学和大学都开展了更为广泛的“视觉素养运动”。法国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则是将有关电影的美学欣赏教育融入学生的课外活动中。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是从屏幕教育开始的,但日本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只在部分大学开设并处于“试验”阶段,如立命馆大学的铃木绿教授开设了“媒介素养论”和“映像媒体分析”等相关课程。
我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情况和日本差不多,也是处于“初级阶段”。我国从九十年代末起开始思考媒介素养问题,但真正成为理论热点却是在最近几年,而关于媒介素养的学校教育更是刚刚起步。自从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2004年9月首次开设媒介素养专业课以来,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高等院校仍未引起充分重视,与媒介素养相关的课程教学只是散见于影视欣赏之类的公共课程之中。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大学课程教育体系,并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应该成为大趋势。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开设,将有助于大学生以较少的时间成本较快地促成从自发状态到自觉阶段的提升。
其次,教育理念的转换:从传统受害式理念到启发参与式理念的转换。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同的问题语境造就了不同的媒介教育理念。如英国从文化素养的传统出发,形成了“保护主义”-“超越保护主义”的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则是从“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种文化自觉模式,而美国基于大众传播的研究传统,基本上因袭了“使用与满足”的模式,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纵观媒介教育理念的变化历程,实质上是对于媒介文化认识变化的过程。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慕尼黑会议发表《媒介素养宣言》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与其单纯谴责媒介的强大势力,不如接受媒介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承认媒介作为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屏幕媒介的负面影响,并不足以构成我们抵制参与媒介的充分理由,而无视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机勃勃的屏幕文化时代。作为媒介素养教育“后发”国家,我们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基础上,立足于我们的问题语境,积极调整关于书本文化与屏幕文化两者厚此薄彼的习惯性认知。直到今天,国内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仍将受众作为屏幕媒介的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这一立场现在到了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时候了。随着受众作为“积极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传统的受害式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向启发参与式的新媒介素养教育转向,否则教育与现实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错位。因此,在当前的语境下,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要取得实际成效,突破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理念是前提。
再次,教育模式的转换:从知识教育型到学习支援型的转换。
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在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概括起来,大致经历了三次范式的变迁:一是批评范式,又被形象地称为“免疫范式”;二是分析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三是表征范式,它产生于符号学的兴起。这些范式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媒介素养的教育模式大致可归纳为知识教育型。无论是世纪三十年代抵制性的“抗拒”观点,还是六十年代培养“甄别”能力的观点,抑或九十年代高扬的“授权”观点,大都出于理解媒介的视角,以培养各层次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为导向,并借助于传媒相关的知识教育形式体现出来。
笔者以为,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要义,应随着教学内容变化的同时,构建一种新型的学习支援型教育模式。知识传授型模式作为当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仍是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而我国目前正在从工业化社会迈入到信息化社会,适合信息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应该是“学习支援型”,即大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应该是学习者与支援者之间的关系。如教师应着力于支援当前大学生如何使用屏幕媒介以进行时间管理,发展新媒介社会交往能力,以及重建基于书本的语言读写能力等。这种从知识教育型模式到学习支援型模式的成功转换,应该成为我们当前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应对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媒介融合以及媒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将出现与传统时期不同的特征,同时也将面临不同的语境与问题。只有经过审慎的理论分析,采取适宜的应对措施,才能对屏幕文化时代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施以正确的引导,促进大学生在使用屏幕媒介的学习过程中健康发展,以实现人与屏幕的良性“共栖”,这是需要进一步延伸思考的媒介素养教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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