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教育的贡献_朱熹的教育贡献与地位
时间：2019-01-13 03:28: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朱熹在东南各地从事讲学活动五十年，对南宋时期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和孜孜探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理论，而且影响了后世的教育改革和发展。
长期的教育实践
朱熹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岁时从福建崇安回老家徽州婺源便开始了教育生涯，而真正从事教育活动，是他二十四岁受命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至其生命终结（年龄七十一岁），其间有近五十年的时间，主要是从事著述与讲学活动，即便是在同安县四年、南康军二年多、浙东一年多、漳州一年多、长沙三个月、御前一个月多的为宦期间，也少不了讲学活动，故曰朱熹是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
崇高的敬业精神
朱熹曾言：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者也。作为教育者，朱熹自身具有诚挚的敬业精神。朱熹以书院为阵地，授受相传，传播儒家思想，确立了学统。朱熹登第后五十年，入仕而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至其生命的终结之前，讲学不辍，居家则五夫纳徒、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府学、岳麓书院，随政兴学，受教者众，门徒遍布天下。在教学工作中，朱熹诲人不倦，“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黄�《勉斋集》，四库本）可见其具有崇高的敬业精神，由此产生感召力，吸引来闽、浙、赣、皖、湘、川、广等地的众多学者。
众多的校舍建设
朱熹在任同安主簿期间，亲自参与同安县学的建设（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129―130）。在奉祠期间，还亲手创建有寒泉精舍、晦庵草堂、武夷精舍和沧州精舍。在任南康军期间修复白鹿洞书院，在知长沙期间修复岳麓书院（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这些校舍建设的成功之举，也是两宋时期其他教育家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在当时财政凋敝的情况下所建校舍是多么的简陋，但为学子提供了就学的场所，并有许许多多的学子在精舍、书院里聆听教导、得到陶铸，其功之高，也非诸人可比。
缜密的教育制度
两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有胡瑗、范仲淹、王安石、程颢、程颐、张�、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数人，在这些人当中，独陆九渊不以制度为然。吕祖谦所定的规章，很受朱熹重视，但相比而言，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影响最大、最久远。加上朱熹晚年对门人董铢、程端蒙二人的小学《学则》作跋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推广（朱熹《朱子全书》卷八十二P3879），便有了从小学到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规章制度。
朱熹的教育思想之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他把《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和《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学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写入学规中，贯彻于教学活动中，贯彻于整个教育体系之中。这对拯救南宋衰世的人心沉沦，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若将两宋官办学校的规章制度与朱熹制定的书院规章制度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朱熹的高明在于引导加约束，做到宽中有严，远非官方所订的规章制度偏于对学子的惩罚所能比拟。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践履力行，知行并举，事物不分大小，有理存焉皆宜究，大到广袤无垠的宇宙，小到洒扫应对，皆有学问，不当随意错过。故朱熹的教育，是人生教育与知识教育不相脱离的综合素质之教育。
完善的教育体系
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既强调小学教育，也重视大学教育，还对学前教育、女子教育、特长教育给予关注。既重视文化知识的授受，也强调对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重视；既重视对儒家经典著作的探讨，也重视对自然学科知识的钻研、掌握及应用。
朱熹在《小学・序》中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小学教育，注重在事，大学教育则注重在理，事理分明，便能明辨是非，才能有所作为。
实际上，在朱熹的书院教育过程中，许多人进士及第，走上仕途，中途又回到朱熹的身旁不断求教，还有一些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还偕同子孙向朱熹问学，这些表明，朱熹的教育已确立为终生教育的模式。朱熹的大学教育，就是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人所接受的教育。朱熹始终提倡实学济世，反对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仅仅只是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朱熹的教育内容，几乎涉及当时南宋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各个领域，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农业、商业、医学等等。
灵活的教学原则
我们说朱熹是个通才是不为过的，从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出朱熹所讲授的范围之广、内容之多、程度之深，也可以看出朱子门人之多、兴趣之异、问答之别。以这些受学者所录内容分析来看，朱熹能掌握和应用灵活的教学原则来培养学生。有人总结得出朱熹的主要教学原则有四条，即启发诱导原则、因材施教原则、温故知新原则、学思结合原则（王玉生《中国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4―99）。
启发诱导原则：教师是施教者，学生是受学者，始终存在授受的关系，在教育的早期阶段，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特别突出。在授受过程中，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关系，调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进取精神，优秀的教育者，各有自己的高招，朱熹则采取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朱子语类》卷十三），在《朱子语类》论学之中，记载有大量的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法的内容，体现了朱熹在书院教育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因材施教原则：来自各地的学者先后向朱熹问学，他们年龄不同，原先的知识面不同，掌握的知识程度不同，个人的禀赋、兴趣、爱好也有差异，为此，朱熹能根据学生的各自条件和实际需要进行指导，即根据“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疏于基础知识的、或偏于史学者、天文学者、经学者、律吕学者，等等，皆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则进行教学，而不是等量齐观，要求所有的学生多领域齐驱并进，故其弟子的终身成就各有不同。
温故知新原则：这一原则是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对于温故知新，孔子认为首先要掌握知识的系统性，要处理好新旧知识间的联系问题。孔子的弟子子夏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论语・子张篇》）。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温故知新”又作了阐述与发挥，并将此原则应用于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学思结合原则：朱熹教人读书，特别强调既要熟读，又要精思。他继承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认为“学是学其事，如读书便是学。”“思只是思所学的事。”（《朱子语类》卷二十四）朱熹又说：“读便是学……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子语类辑略》卷二）读与思，是读书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只读不思，必是死读，即使背得，仍不是自己的东西，更不可能结合实际而得以应用。朱熹强调：“学与思须相连，才学这事，须使思量这事合如何。”又说：“思与学字相对说，学这事便思这事，人说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这道理是合如何，则罔然而已。”（《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多样的教学方法
朱熹认为，教学过程就是一个学生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通过格物而达到致知。格物与致知，是教学过程的两个阶段。无论是阅读前人的著作，还是谈论前人的观点，都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朱熹确实采取了多样的教学方法，促成学生的进步。
课堂讲授。这是常规的教学，按规定开设的科目和课程进行。讲课是教学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是概括地理解教材，对所研究对象形成初步概念的阶段。后人未能亲临现场听朱熹的讲授，只能通过《朱子语类》的记载内容去揣摩当时的情景。
学术讨论。实际上，在同安县学、寒泉精舍、鹅湖寺、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处所，都有学术交流，特别是朱熹在进行学术创作时，遇到问题，经常召集门徒或学友进行探讨，以期解决疑难问题。
书信答疑。朱熹生平与人书信往来甚多，除日常的问候外，就是对学术问题、现实问题的提问或回答，有的简短，有的繁复，不一而足。在古代交通与通讯不是太便利的情形下，可以说是远程教育。
山野唱和。朱熹反对科举考试中将作诗填词列为单科考试内容而引诱许多人终身搜奇猎艳、不务实学由此博取功名的做法，但他不反对游历华夏山川的放怀歌唱，且常常偕同友人、门生走出书斋，把大自然当作课堂，游山玩水，作诗吟唱，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文学水平，陶冶学生的性情，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用的教学教材
朱熹亲自编著教材，其中有儿童启蒙教材《小学》六卷、《童蒙须知》一卷、《训蒙绝句》五卷。将这些教材作为塾馆课徒之用，三本书实际上构成了朱熹的小学教材体系（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765）。而《近思录》、《四书集注》等书，则是作为精舍讲学之用，而朱熹的《经筵讲义》，顾名思义则是给皇帝讲授时所用的教材。朱熹的著作甚多，虽然不是作为教学教材之用，但可以将它们视为教学参考书之属。
综上所述，朱熹作为教育家是全面的，而其历史地位的反映，我想用古今帝王对其崇敬之举来表述。
清康熙读朱熹的著作，感慨更多，有言“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康熙称朱熹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更“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且亲笔御书“学达性天”称颂朱熹，匾额悬挂于武夷精舍，垂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