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俄博弈模式分析:决策层级\动机及过程
时间：2021-07-12 08:0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以中美俄博弈的决策模式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列举中美和中俄两个具有合作性质的博弈案例,进而深入分析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角色、决策动机和决策过程,指出决策角色可分为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辅助层级,而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决策动机。为了追求决策效率,三国决策者紧密控制决策过程,防止其他权力部门分享决策权。
关键词:中美俄; 博弈模式; 决策层级; 国家利益
中图分类号:D839;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003-10
中美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地缘战略玩家,它们为博取国家利益、赢得地缘政治棋局而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场博弈横跨时空60年,三国角力的身影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未曾见过的壮观景象。
中美俄博弈决策60年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与战后初期、冷战时期与后冷战历史阶段。三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纵横捭阖、计谋百出,或是中苏结盟对抗美国①;或是中美联合制约苏联;或是中美苏拉开距离,呈三角形关系;或是中俄形成新型战略合作关系制约美国。中美俄精彩纷呈的博弈历程完全主导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
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延续了40年,直到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终止。在冷战时代,美苏对外战略非常明确,就是互为竞争对手的博弈战略。这种战略一方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为鉴,尽量避免导致人类巨大灾难的世界大战,而核武器出现又为这种战略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另一方面,美苏双方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内,利用现存国际规则,为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进行激烈的博弈。这种博弈是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和长期性的。它不仅影响了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也影响了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其外交政策都严重地受到美苏博弈的左右。
中国同样如此。战后初期,中国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国家非常穷困,对外事务能力也很弱,因此无法作为独立的棋手,与美苏博弈,它只能在美苏博弈的格局中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②。显然,冷战期间,中美苏博弈唱主角的是美苏两家。在长达40年的冷战博弈中,美苏双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可控的和高效运行的外交决策机制。这套决策机制将美苏最高决策者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意识与本国的官僚决策制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各个时期推出克制对方的博弈战略。它们不断地想方设法压缩对方的战略空间,削弱对方战略利益,竭力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使得这场跨时空的大国博弈演绎得有声有色。中国在不同时期与美苏保持不同性质的关系。通过分别拉拢、分化和打压美苏予以制衡,最大限度地拓宽其外交战略空间,从而使自己成为平衡美苏关系的一个关键筹码1982年,外交部苏东司副司长王荩卿曾向笔者谈起过“筹码”一说,与美苏相比,中国虽然不够分量,但它站在天平的哪一头,天平就倒向哪一头。。
以中美俄三国博弈的决策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其意义在于,既可以为研究中美俄关系60年的历史呈现一种新的视角,也可以通过研究三国博弈的决策模式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分析中美俄博弈决策模式的基本层面以及具体表现,为今后全面了解中美俄博弈模式提供一个基础。中美俄决策模式的内容比较丰富,在有限的篇幅里,笔者主要从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层级、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动机、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过程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一、 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层级
从参与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角色来看,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辅助层级。由于中美俄三国都把相互间的博弈视为国家最高对外战略,所以对于中美俄的博弈,三国领导人都不敢托大,基本上亲力亲为,直接参与三国博弈的重大决策过程,而国家的整个机器也全部开动起来,服务于中美俄间的博弈,从而形成了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政策执行者这样一个完整严密的垂直决策体系。从狭义角度看,除了三国最高领袖之外,其余人选都可以看成是最高决策者的助手,包括像周恩来、基辛格、葛罗米柯这样的外交名流。但是,由于中美俄博弈专业性强、涉及面广,作为最高领袖,即使学识博大、能力超凡,也只能在有限的几个领域里参与博弈决策,而大部分博弈决策还是要依赖本国的外交决策机制,所以需要对决策角色进行分层研究。可以说,从决策层级的角度观察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行为可能更为准确。
所谓博弈决策的第一层级,是指中美俄三国以本国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为核心,由极少数的高层领导直接参与中美俄博弈的核心决策,包括宏观决策或最后决策,因而形成了一个博弈决策的最重要层面。当然,核心的博弈决策具体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有时候,最高领袖与其亲密助手形成了密切的配合关系,直接成为博弈的操盘手,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时候,最高领袖对外交领域较为生疏或兴趣不高,在把握大政方针的前提下,放任外交主管首长制订博弈的相关策略并付诸实施,而外交主管首长凭借领袖的信任和精湛的专业能力,长期占据博弈的关键位置,成为三国博弈事实上的最高级操盘手,如葛罗米柯、杜勒斯和钱其琛参阅相关书目:[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伍任、裘克安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加拿大学者认为,杜勒斯外交决策权很大,明显超过杜鲁门时期的国防部长,“杜勒斯讲话时不仅代表总统,而且明显像是第二个总统”。参见[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徐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当然,从规范机制来看,中美俄三国各有一套决策体系,构成了博弈决策第一层级的制度基础。美国和俄罗斯都建立了国安会机制,内阁各重要部门的首长根据总统的需求而参与决策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作用,参见[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 李旦、王健、徐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作用,参见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俄罗斯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第2章第3节,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 中国和苏联则采取了政治局会议的体制,对外博弈的重大决定都在会议上做出。中国还建立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都是与美俄博弈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由总书记挂帅。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外事办公室,由国务委员兼主任,负责对美俄博弈的日常决策参见华政通网站(http://jigou.infomix.com.cn/showOrgan.aspx?Type=0&institutionCode=INST00000000017)。
中共外事小组早在抗日时期已存在,重庆组由周恩来任组长;延安组由杨尚昆任组长。参见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中美俄博弈决策第二层级的职能是,参与中观及微观决策,并及时地将宏观决策转化为可以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这个层级的成员基本上来自负责中美俄事务的外交机构或对外联络机构的副部级官员、中美俄重大谈判的首席代表以及中美俄派驻三国的大使。他们的职能是把宏观决策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并交付下属机构执行。同时,他们还向第一层级汇报政策推行过程的意见反馈,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有时候他们还代表本国政府最高决策者出面打交道。因此说,中美俄博弈第二层级的决策者扮演着中美俄博弈前线指挥官的角色。他们亲自参与了中美俄博弈的许多事件,包括谈判、讨价还价、情报交换、互递本国信息。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可见机行事,适当独立地做出一些决策,但不得背离第一层级的决策原则中美俄属于这一决策层级的知名人物包括早期的葛罗米柯、多勃雷宁、钱其琛,以及伊利切夫、贾丕才、王炳南、王幼平、王荩卿、章文晋、洛德、李洁明、老布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