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左右江苏区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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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左右江苏区的创建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策与俞、李合作,调遣邓小平等45名党员干部来南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左右江起义和创建左右江苏区的决策,具有重要的特点和历史贡献;中共中央关于红七军向湘粤边发展和相机汇合朱毛红军的决策,对于红七军前途和左右江苏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在指导中也存在“左”的错误。
关键词:中共中央;左右江苏区;创建;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1494(2010)02-0116-06
1927年夏,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新军阀的“清党”屠杀,中国大革命陷入失败。为了挽救党和革命,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数以百计的起义,将中国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为胜利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苏区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策。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组织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胜利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苏区。这是我党在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实践,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创造了新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共中央委任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南宁与俞、李合作,开展上层统战和秘密兵运,为百色、龙州起义准备了干部力量和正规部队
1929年夏,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出现了革命力量在广西复兴的有利时局。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审时度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作出与俞、李合作的决策。其实,我党与俞作柏、李明瑞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真诚紧密地合作,发展广西工农革命运动。广州暴动前,南方局和廣东省委还团结俞作柏参加暴动行动委员会工作。1929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俞作柏的请求,调派俞作豫、魏柏冈等一批共产党员潜往武汉李明瑞部进行秘密兵运,后随李明瑞返回南宁。在俞、李主桂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果断地从各地调派党员干部来南宁活动,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南宁与俞、李建立合作关系。我们知道,党的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要迅速开辟一个地区的革命局面,决定的因素是干部力量。为此,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从1929年6月起,先后调遣了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徐开先、龚楚、叶季壮、何誓达、何世昌、李谦、宛旦平、许卓、李朴等四五十名党员,以不同的社会身份来到南宁,与已在南宁的中共广西特委雷经天、聂根以及麦锦汉、何建南等地方干部会合,由邓小平统一领导的中共广西军委和广西特委通过统战渠道派进俞、李军政机关和部队活动。在1929年11月后,中共广东省委还调派许进、王玉树、王逸、林礼、涂振农等重要干部参加了龙州和百色起义斗争。上述四五十名党员干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区,党政军农工商,各有专长。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发展了南宁的革命局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邓小平、陈豪人等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全盘工作,做好与俞、李的上层统战工作,形成秘密的国共合作关系,推动俞、李左派进步。第二,张云逸、俞作豫、徐开先等担负南宁兵运使命,积极开展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的兵运斗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运用公开和秘密举措来改造部队,使党掌握了三支部队的领导权和建立了党在部队的组织基础。第三,大力加强全省党的组织建设,举行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九个文件,提出党在“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1]61的方针,选举成立了新的广西特委。会后,全省建立有20个县党组织,辖420党员和130余团员。第四,积极发展全省革命力量,召开广西各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西省农会筹备处,统一领导21个县农会的35万农会会员和1万农军。第五,胜利发动南宁兵变,果断决策把我党掌握三支部队分批撤退左右江,为后来我们党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准备4000余人的正规部队。综上说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策与俞、李合作,调遣邓小平等四五十名党员干部来南宁,对迅速开创广西革命斗争新局面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同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在指导广西工作中也存在“左”的倾向,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国民党军阀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2]349,坚持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所以在192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和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对于邓小平领导广西军委、特委在南宁的工作提出许多“左”指示:一是批评广西党对俞、李政府存有幻想,在统战和兵运中犯了机会主义的路线,成立广西省农会筹备处和全省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都是错误的;二是全省工作要以邕梧柳三大城市为中心,而且要以梧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心;三是要对俞、李政权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要在群众运动中对俞、李实施改良主义给予彻底揭穿和斗争。但中央和广东省委在来信中也给予广西党正确指示:要求广西党在复杂的局势中始终把“广西军事工作之最后命脉”要完全建立“在争取群众运动公开与保持党的组织秘密的路线上”;“要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乃至发动可能的游击战争。……广西的军队如果有被吕、杨或两陈解决的危险,则我们所能领导乃至所能解决的部队,均应预为之计的将他们发动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这一计划,我们决不应以这些部队之高级军官的倾向意志为转移,而应完全建立在我们所能领导与所能解决的实在群众力量上”。[1]48,75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来信指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关键在于邓小平领导广西党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运用上层统战和秘密兵运相结合的方针,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广西党的“一大”后特别是在俞、李联合张发奎要仓促发动讨蒋战争的关键时刻,否定了把工作重点放在邕梧柳和在南宁举行起义的主张,果断地把广西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有农运基础和有农军力量的左右江地区,紧急调派特委雷经天、严敏、陈洪涛赴右江,派何建南、麦锦汉、苏文灿等赴左江领导发展党组织,壮大工农运动,为南宁三支革命部队举行兵变,转移左右江预作准备。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领导的南宁统战、兵运和兵变,实行转兵左右江的决策和实践,是突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信精神的伟大壮举。
二、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左右江起义和创建左右江苏区的决策,具有重要的特点和历史贡献
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张云逸和中共广西军委带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2000余人进驻右江平马镇。而俞作豫、徐开先领导中共左江军委带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掩护俞作柏、李明瑞及特务营2000余人进驻左江龙州县城。从此,左右江掀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高潮。此时,正是全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早在1928年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中,就正确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思想,到1930年1月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以卓越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通过总结朱毛红军等各地红军的经验,为谋划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根据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比较正确的决策和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