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时间：2021-07-12 00:05: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全会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这本来是一次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但突破原定议题，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讨论了若干重大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央工作会议能够突破原定议题，党和国家的历史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转折，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与邓小平的重大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推动，这两次会议就不可能具有伟大转折的意义，这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也就不可能顺利到来。
一、奠定思想基础
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方针，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百业待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等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种要求遇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
客观地讲，粉碎“四人帮”后，要人们立即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清醒的认识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逐渐有所认识，并经常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到这时，历史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难题：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不能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那就会否定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因而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难题，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两个凡是”的思路，也就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在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框架内，部分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践上的某些错误进行有限的纠正，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主体部分的实践极力维护，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许触及。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
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路，也就是既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又实事求是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思路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向，将是一条既继承“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又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路。
两种思路的交锋，不可避免地在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来。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这种交锋便体现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问题不解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出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也是不现实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最大的突破口是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在这两大问题上，尽管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一再呼吁，但还是遇到来自“两个凡是”的阻力。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得到平反，许多冤假错案也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文艺战线率先开始拨乱反正并取得非凡成绩，但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拨乱反正步履维艰。
拨乱反正已经起步，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两个凡是”成为一种新的思想禁锢，为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严峻的现实表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实质上根源于坚持“两个凡是”指导方针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思想路线层面。
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争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最终见分晓。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是与邓小平的大声疾呼和积极推动分不开的。
第一阶段，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还在“两个凡是”刚刚出笼的1977年2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其错误的实质和危害。他在同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時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