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9年《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立宪旨意、渊源、变迁
时间：2021-07-12 00:01: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1949年《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对科学历史观提倡的规定，标志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宪法制度构造的肇始和开端，也揭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新篇章。以科学历史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宪法制度设计既以1949年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的理论探索为思想渊源，也以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历史观方面重大实践为历史基础;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科学历史观”到1982年宪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反映的不只是概念表达的简单变化，而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历史观教育实践的重大变迁。
[关键词] 科学历史观教育 《共同纲领》 宪法 渊源
2013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此后，关于唯物史观学习和教育的讨论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实际上，我国关于唯物史观教育由来已久，推究其源，拥有“建国宪法”[1]P184之称的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实为其发端。《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一条文首次庄严入宪，既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历史观教育（即唯物史观教育）的新篇章，也为共和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成奠定了宪法制度基础。本文拟对《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立宪旨意、渊源和变迁做一粗浅梳理，为现代中国科学历史观教育（即唯物史观教育）制度体系的研究提供某种借鉴。
一、科学历史观教育写进1949年的《共同纲领》
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实际上就是主张通过科学历史观教育，使当时包括四个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能够运用科学历史观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教育”是“提倡”的基础，更是“提倡”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和保障。易言之，先有科学历史观的教育，然后有科学历史观的运用，提倡科学历史观的运用逻辑地包含了提倡科学历史观的教育。当然，二者之间也许没有明显的先后关系，诚如毛泽东所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2]P181，在实践中“运用”科学历史观本身也就是教育、学习。因此，《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可以说实质上就是关于提倡科学历史观教育的规定。
为什么《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不明言提倡科学历史观教育和学习而径直提倡科学历史观的运用？
首先，教育需要现实的教育制度。1949年是共和国建章立制的年代。但当时全国科学历史观教育制度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来。党的科学历史观宣传教育的组织机构很不健全。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例。1949年进城后，中宣部内无职能机构，干部仅二十余人，由部长直接领导工作[3]P9。同时，“党的许多宣传机关当时对于思想工作的领导是停顿在很低的水平上。宣传机关中很少专门注意思想工作的人员;原有的思想工作人员大部分被分配在行政的岗位上;许多担任思想工作的人员，也很少专心致志于思想工作”[4]P24。党内虽有马列学院教育机构和制度，但也尚在建立之中且教育成效不容乐观。1948年12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说，我们全党有300多万党员，多数人在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方面“还有很多缺点”[5]P412。至于社会大众层面和学校，则相关教育机构和制度更加缺乏。基于“《共同纲领》之中，凡是规定了的都必须是完全能实行的”[6]P76认识，没有现实的教育制度作基础，只能先作提倡。
其次，是唯物史观本身发展和现实政治的需要。194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唯心主义历史观却很盛行。同时在1949年，提倡科学的历史观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因为，能否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直接关系对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理解正确与否的问题。提倡科学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提倡正确的党史观和正确的政治观。
第三，《共同纲领》四十四条中“‘科学的历史观点’，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6]P270;若明确提倡科学历史观教育，实际上就是启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安排，与《共同纲领》历史使命也不相吻合。因为，提倡科学历史观教育，是着眼现在，强调事实和进程，期望实现构建唯物史观教育的国家制度;而提倡唯物史观的运用，则是“说明现尚不存在，而应在将来达到和争得的东西”[1]P188;二者之间，唯物史观教育离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相对要近些：如果说提倡唯物史观的运用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致树立了社会主义旗帜，那么提倡唯物史观教育就有采取社会主义重大步骤的意味。而1949年《共同纲领》的主要使命和任务，依据周恩来起草的《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草案初稿）的序言，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领导与集中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医治战争创伤，统一全中国，并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及国防的各项建设，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6]P59，简单地说，就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及肃清反动残余”[6]P53，而不是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重大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着眼未来的“提倡科学历史观的运用”的提法更适合《共同纲领》的宗旨和精神。
科学历史观教育在《共同纲领》中处于什么地位？从表面上看，《共同纲领》制定者们是把它作为文化教育方面的一项基本政策提出而放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里。今人研究《共同纲领》第五章内容时，似乎探寻当时制宪者思路，认为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里共九个条文，涉及新中国文化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教育方针、社会公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新闻道德、国民体育等八个方面基本国策，其中第四十四条就是对社会科学方面做出的政策规定[7]P96。笔者认为，与其把《共同纲领》四十四条作为规范社会科学的基本政策，还不如把它理解为共和国初年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宪法制度安排，可能更符合当时制宪者们立宪初衷和愿意。第一，《共同纲领》是一部建国宪法，它需要对国家的国体、政体、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作出较完备的制度安排。纵观《共同纲领》全部条文，没有其它的条文，只有四十四条是立宪者们在新中国意识形态方面制度构建的奇思妙作：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它没有鲜明地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回避了马列主义指导的字眼，采取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这一寓先进性于普遍性之中的表达方法，具有极强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整合、约束、指导力量;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历史观毫无疑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果联系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唯物史观到接受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8]P6，特别是联系毛泽东同志“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9]P15的不刊之论，则我们可以说，《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通过明为提倡运用、实则提倡教育的规定，又含蓄巧妙地高举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而“实际上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法律地位”[3]P7。第二，《共同纲领》在制定、讨论过程中，人们对包括第四十四条在内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五章内容“讨论不多”[10]P290。主要原因可能是，科学历史观的教育和运用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制度安排，像《共同纲领》中对国体、政体、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设定一样，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经验总结，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无需过多讨论。当然《共同纲领》第五章的其它各条文，仔细分析，实际上都深受第四十四条思想的影响，散发着用科学历史观研究和解释文化现象的气息。例如，第四十一条“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為主要任务”，第四十二条提倡包括爱人民在内的“五爱”公德，第四十五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第四十七条“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第四十九条“发展人民广播事业”等等，要么是科学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群众史观）指导下的文化工作政纲对策，要么本身就是第四十四条精神的延伸、细化，因而，人们也不会有过多不同的意见。第三，提倡科学历史观教育和运用既然像国体、政体一样都属重大宪法制度，为什么不放在第一章总纲里？这可能与《共同纲领》的起草者和制定们的立宪经验不足有关。“对于从来没有执掌全国政权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建国纲领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现成经验”[6]P41-42。因此《共同纲领》各章内容的安排未必是那样完美无瑕，呈现出宪法制度内在的逻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