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长明斋
时间：2021-07-10 20:10: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先后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有幸接触几位德学双馨、才华出众的部长，他们的教诲令人难忘。我一直敬仰和怀念他们。王匡同志就是其中一位。
“长明斋”主人
1951年底，我接到上级党组织的调令，离开老家揭阳县河婆中学教员的岗位，从粤东山区坐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沿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泥沙公路来到广州。原来是说参加华南分局宣传部举办的宣传干部培训班的，但当时全省正铺开土地改革运动，很难抽出人来，按时报到的寥寥无几。培训班没有办成，主持宣传部工作的李凡夫副部长决定让我留下来，在他身边工作。就是在分局宣传部，我第一次见到了王匡。他当时是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的社长，我是在他前来分局宣传部所在地广州东山梅花村阅读中央电报时见到他的。记得当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南方日报》的负责同志黄文俞。当时虽然没有什么交谈，但王匡英俊淡定、儒雅斯文的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王匡到《南方日报》担任社长，又先后在华南分局宣传部、广东省委宣传部担任部长，还担任过省委候补书记。1958年省委理论刊物《上游》创刊时，王匡任总编辑，把我从省委宣传部调到《上游》当编辑。直到1960年该刊结束，王匡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担任宣传部长，我则留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当研究员，并于1963年调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秘书。所以，在这长达10多年时间里，王匡都是我的上级，或者继续同他保持着工作联系。王匡老家是东莞虎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即离开广东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深造；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解放战争中他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两次随军挺进中原，进军江汉，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这些，我是陆续知道的。对他这些经历，我怀有一种既向往又崇敬的心情。我到华南分局宣传部时，只有20岁。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知识分子，宣传部李凡夫、王匡和吴南生、陈越平等领导，都给了我热情的关心和教诲，他们都是我的良师。我是从参加革命工作起，就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宣传文化工作优秀传统的熏陶的，这是我的幸遇。
王匡理论功底深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系统深刻的研究；他文笔好，文字工作对他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虎门是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我想这对王匡很有影响。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多次给我讲宋代名相王安石在《咏史》中的两句诗：“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当时我还没有深刻的理解。但我能觉察出部长的意思是强调人的精神的重要、传承崇高精神的重要，是提倡高尚，追求完美。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追求，王匡经常思考和提出许多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使我感到新鲜和好奇，同时很钦佩他读书多，脑子好。
半个世纪前的梅花村，绿荫掩映，景色秀丽，风格各异的小洋房错落有致，我们华南分局宣传部、组织部、社会部和办公厅一部分单位，就在这里办公。王匡住的是梅花村37号，那是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是蒋光鼐的房子。王匡住在二楼，楼下一间大房是会议室，登上二楼的木质阶梯是螺旋式的。他经常读书、写作至深夜，书房里的灯光长夜不灭，对此部里的同志很多都知道。他也就把书房命名为“长明斋”。王匡是长期搞文字工作和当媒体老总的，这种通宵伏案、灯火长明，大概已成习惯。的确，当时机关里，学理论、学文化的风气很浓，我想这与领导干部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在梅花村37号，他住了好多年。“文革”期间，几经搬迁。至1988年才离开梅花村，迁居东山。
为扶新枝恳耘耕
正因为王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文化理论研究工作的孜孜追求，他对有志于文化事业的专家和肯学习的青年，总是热情关怀和鼓励赞赏的。比如对写出《艺海拾贝》等优美散文作品的作家秦牧，王匡十分推崇。有一次他对我说：“秦牧写了那么多优美的散文、小品，学识那么渊博，不是偶然的。他住在东山启明二马路，每天早晨，很多人还未起床，他已跑到天台上去读书了。”又如当年在《羊城晚报》编《晚会》副刊的刘逸生，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他接受王匡关于《晚会》可以刊登一些如何欣赏旧体诗词的文章，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建议，动手写作《唐诗小札》，在副刊连载，后于1961年编成集子出版。翻开这本《小札》，首先读到的是王匡用“尚吟”的笔名撰写的《读〈唐诗小札〉（代序）》一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我对从事通俗化工作的同志，向来抱有敬意。这不但是因为通俗化这一工作非常重要，而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却很少；更重要的是，真正通俗化了的东西，它无论在知识方面或在品德方面，都能扎扎实实地给人以有益的帮助。”他热情地称赞《小札》是一朵“稀有的小花”。果然，刘逸生介绍唐诗的系列文章大受读者的青睐和欢迎，他也不停地写，《唐诗小札》多次再版，洛阳纸贵，大为风行。王匡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时说：“我生平极少为书作序，为逸生先生《唐诗小札》作序，是一个罕见的例外”。（《我与〈唐诗小札〉》序言可见他对文化事业，尤其是对人品、文品俱佳的文化精英，充满由衷的关爱。
王匡是个文化人，他具有文人的气质和特殊敏感性，并且阅历广泛，见闻丰富。过去我只知道有“醉酒”、“醉茶”的说法，有一次王匡却对我谈起“醉绿”来。这是他在随军南下的途中，有一次正是冬末春初，中原大地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但“二月春风似剪刀”，河堤上的杨柳已悄悄地吐出嫩叶，随风摆舞。他骑在马上奔驰，两旁的绿柳在眼前晃动，无边无际的绿浪直扑过来，映进你的眼帘，钻进你的心扉，跑着跑着，使你感到如痴如醉。我的家乡是在山区，山坡上，河岸边，田野里，全是茂密的树林、竹子、灌木和庄稼，那漫山遍野的绿色，令我永久难忘。听罢王匡讲的醉绿，他“品绿”的经历和独特感受，我心里一亮，感到是那样熟悉又那样新鲜，使我的审美得到一种提升，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王匡读书多，知识面广。在三年困难时期，痛定思痛，人们在反思“大跃进”中没有处理好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教训。有一次，王匡对我讲了有关杜鹃叫声的事。他说在鸟类中，杜鹃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习性，在平常日子里，它们喜爱单个儿活动，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一只杜鹃闻到另一只的鸣叫声，它就会飞过去驱赶对方，直至厮杀起来，其中一只败阵逃开为止。杜鹃不喜欢听到同伴的啼啭，彼此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禽类生活中一件有趣味的客观存在，由不得人们随便讲述的。由此我得到启发，写了一篇杂文《杜鹃的叫声》，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例，论证做事要注意主观与客观相一致，防止主观随意性。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得到不少读者的赞许。在文章开头，我说最近听到一位长者讲杜鹃的故事，这位长者，就是指王匡。王部长也读了这篇杂文，他笑着对我说：真是不好意思，我竟当了一回“长者”。当时王匡才四十岁出头，我称他为“长者”，是出自内心对他的尊重，可在他来说，也许是把他叫老了。
在当时的机关生活中，下乡下厂作调查研究是常事。尤其是我们搞宣传工作的人，下去调查，体察民情，研究宣传方针和举措，是一项基本功。有几次我随王匡下乡到东莞，在县城和虎门、沙角、大岭山等处调查。当时县委书记是林若，他陪我们一起下去跑。我们住的县委招待所，是一所旧平房，但打扫得很干净。记得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块牌匾，刻有“听雨”二字，是袁崇焕手书，很是珍贵。我们找了虎门公社的干部交谈，看了沙角炮台遗址，还探访了大岭山革命老区的群众。后来我还单独到东莞去过，跟着林若书记骑自行车下乡，到寮步、樟木头等公社，看农村的公共食堂。作为《上游》杂志的编辑，我到东莞找民政局的领导采访，约他写有关公共食堂的文章。当时正是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其实经济生活的困难已显露出来，发粮票、布票、肉票等，物资匮乏，但我们不敢否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看不到“左”的倾向的危害，只认为是工作还没有做好。有一次在县委招待所聊天，王匡指着自己脚上穿的袜子，告诉我是尼龙丝袜，是新产品，当时很稀罕。还有的确凉衬衣，当时也感到很新鲜，说不用棉花，又容易洗，晾起不久即干。他还送了一件的确凉短袖上衣给我。回想起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些事，对比今天的经济生活，看看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纺织品，仿佛有隔世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