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促进我党关于农民问题认识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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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当之无愧地处在我党的最前列。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战略性确立和调整都作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问题；独特贡献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1-0098-03
毛泽东同志在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上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毛泽东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阶段，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当之无愧地处在我党的最前列。他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战略性确立和调整都作出了独特贡献。目前，农民问题仍然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借鉴毛泽东同志在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上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对较好解决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民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为党的三大重视农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党在这个时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追溯这条道路的思想渊源，是党在三大前后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用来指导中国进行土地革命的开始，也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思想形成的时期。我们党就是通过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中从幼年逐步走向成熟。
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虽然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但大会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下，农副产品价格低廉，农民深受其害的现状；同时，军阀之间的连连征战，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土豪劣绅的鱼肉把持，农民生活愈加困难。这导致了各地农民纷纷起来抗租抗税，举行暴动。会议提出：“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1]185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是建立在党的二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毛泽东是农家子弟，在对农民问题上有比较深的认识。张国焘在回忆三大时说：“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意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1]103毛泽东在讨论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时，针对报告中只字未提农民运动的问题，“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该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1]104“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举例说明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中共极大的贡献。”[1]637,638虽然马林以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为由，要求大会通过陈独秀的报告，但在毛泽东的争辩和努力中，大会形成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已成为党的意志，大会通过的陈独秀关于党在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的提案，也正说明陈独秀在主张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中心时，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把注意力开始转向农民。随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传到中国，党内主要领导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而认同了毛泽东关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潜藏着伟大力量的思想，这正是三大对待农民问题在认识上的一次深化，也是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最初的立足点和闪光点。
二、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艰苦探索为中国革命确定农村包圍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伟大革命的实践活动，催生伟大理论的诞生。1924年底，毛泽东回湖南后，开始在实践中对农民运动进行艰苦的探索。他在韶山从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入手，办起了夜校和组织农民协会，成立了韶山党支部，发动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斗争，杨开慧同志在帮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这次回韶山，毛泽东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力”。他在当年的一篇诗文中写到：“看万山红遍，成林尽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诗词中可以看出当年这位伟人，目睹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清楚明白展示和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要从农民开始，“人间正道”是靠工人阶级带领农民走出来的，要改写历经沧桑的旧中国历史，只有依靠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人民才是历史的主宰。
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进行了历时32天的考察，在考察中，毛泽东对农民运动中发生的新鲜事兴奋不已，回长沙后立即给中央写了一份《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不久，他又急切地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突出以“糟得很”和“好得很”为题，写出了不同的人对农民运动的鲜明态度：“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的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们立刻大哗。”[2]13无不一言以蔽之：“糟得很”；而农民和其他革命派则认为“好得很!”“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2]13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战士》、《向导》周刊很快发表了部分章节，单行本也相继出版问世，瞿秋白同志特意为本书写了序言。共产国际也对此书引起了注意，并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同时还得到了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哈林的赞赏。正当农民运动的形势蓬勃高涨时，乡下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怕得要死，以代表他们利益的军阀、官僚及国民党右派正磨刀霍霍；而党内的右倾退让思想更加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最终导致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如何继续革命，靠什么力量复兴革命?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会议前后，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等一些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多数都失败了，但党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更加清醒起来，继续探索前进的道路。
这时，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剩下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此后，方志敏等许多同志也陆续建立起一些革命根据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乡村，在农村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我们党重新找到了农民，紧紧依靠农民建立革命的主力军，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建立和扩大红色政权，这是世界各国没有过的新事物。反动派要消灭它，取消派污蔑它，教条主义者蔑视它，动摇分子怀疑它。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主张用流动游击的办法“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为了答复人们的疑问，毛泽东同志于1928年至1930年先后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著作，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束缚，深刻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指明地方农业经济占优势、反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和长期的混战是这一规律的主要表现。从这一实际出发，科学地论述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发展的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文章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集中党内正确思想，创立了红色政权理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