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形象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研究
时间：2021-07-06 12:00: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章从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视角综合性地研究左翼美术及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图像，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中的农民图像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由来；通过对不少经典性作品的历史语境、创作动机等问题的分析，凸显出对这些农民图像作品的叙事语境化和历史化的理解，进而分别论述了左翼美术运动与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形象在政治性、现代性叙事等方面的政治性内涵及其艺术审美特征，并且着重解释了从左翼美术到延安美术的政治性及现代性话语的发展、联系与区别。
农民形象；政治性；现代性；左翼美术；延安美术J120.9=6A005813
本文论述的主题是从左翼美术到延安美术中的农民图像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在过去几年我曾撰文分别介绍和评述过这两个阶段的农民图像，本文将进一步从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的视角进行综合性的研讨。①关于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农民题材与农民图像，多年来虽然也有研究者关注和撰文，但是总的来看还是比较缺乏把艺术学与历史学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的努力。②下面首先简单谈谈本文题旨中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等概念。
“政治”一般指为了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和付诸实践的行动，在这个总体概念之下的政治服从、政治态度、政治动员、政治灌输、政治宣传等等概念构成了不同角度的政治性问题。
“现代性”这个在19世纪才出现的概念③是指首先出现在欧洲的、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新时代属性，意指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意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④在本文中，更关注的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政治性与现代性的关联、革命伦理与现代性伦理的关系等问题，试图在传统的“中国革命”话语之外同时采纳“现代性”话语作为分析与描述左翼美术和延安美术农民图像的概念工具。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国革命中的农民图像的现代性往往被包裹在“中国革命”的话语中，需要细心分辨和揭示。除此以外，审美现代性的问题也是本研究中的应有之义。社会的现代性必然导致审美和艺术表达的现代性，革命美术中的农民图像正是这种变化和存在的证明。
关于“叙事”，传统的叙事学经过一段沉寂之后，当代叙事学理论的复兴带有研究范围大规模拓展，从一致性到复杂性、从诗学到政治学的转变等特征。[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页。本文试图采取注重历时叙事结构和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对叙事作品结构的影响的有益方法，并以此凸显出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叙事的语境化和历史化的理解。李公明：农民形象的政治性与现代性叙事研究一、 现代美术中的农民图像的政治性与现代性由来中国现代美术中的农民图像的政治性与现代性是中国革命与现代性进程的直接产物。中国农民地位、作用和形象的革命性变化，均来自于国民革命运动。本来作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的农民群体，由于被激进的革命力量意识到它的巨大破坏作用和庞大的人口基数作用，因而在革命性话语的启蒙下迅速地转换了被观看的方式，新的观看方式造就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农民形象。在2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思潮和初期组织建构过程中，劳动阶级的诉求与力量开始被挖掘和表达。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更是产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新形象被初步地然而是迅速地建构起来。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号召青年学习俄罗斯青年的精神，到农村去做宣传和开发工作。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认为农民应该组织自己的农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参加国民革命，另外还提到在农村开展普通常识和国民革命教育宣传的时候，应该准备有图画和歌词读物才能更有效果。李大钊：《土地与农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政治生活》第6267期，署名：守常。见《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3834页。其实，这时已经不仅是李大钊有这样的认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农民图像的创作与宣传。陈公博对于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论述。1926年1月，陈公博在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名义印行的《中国农民》杂志的发刊词中，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要求国民党人“先要用全力来做农民运动的工作”陈公博：《中国农民·发刊词》第一卷第一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印行，1926年1月。。在国民党通过的《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中，陈公博的这些思想都得到了体现。该决议案明确提出，“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便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中国农民》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印行。。在国共两党不断推进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的同时，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共产党在浙江萧山、广东海丰、湖南衡山等地发动了声势颇大的农民运动。中共领导的这些早期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却为日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农民问题上争得了主要的话语权。
可以说，只有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运动中，农民问题的性质才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农民可以是用来获得革命成功的重要依靠力量。但是，这种关于革命依赖力量的战略性观点并非是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独立发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认识和指示。《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1920年8月7日，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如果说在20世纪初期，关注农村问题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有着浓重的民粹主义思想的话，那么往后以中共为代表的激进革命党人发现的是在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和几乎是无穷的人力资源，这种功利性的考量对于中国农民的政治性形象的建构而言是一种重大的飞跃，它标志着广大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利益诉求被最大限度地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这种变化在后来的解放区文艺创作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