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个体道德价值的完善与政治伦理的嬗变
时间：2021-07-05 12:03: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嬗变围绕着一个核心线索，即不断追求实现人的价值主体性和道德完善性，为此，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深入反思批判传统中国两千多年的伦理与政治合一的政治构架，从发出微弱呼声到从理论上解构传统政治伦理体系，创建近代的政治伦理体系，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初步实现了道德完善性的个体价值的塑造。
关键词：近代中国；政治伦理；个体；道德完整性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中国文化观的嬗变历程”（16ZXD05）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065-06
传统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天”几乎一直是最高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惟天地万物父母”（《尚书·泰誓》），天人之间有着先验的价值统一性，天是人间一切道德律的来源，《尚书·甘誓》中说：“恭行天之罚”，形成于周代的“天德合一”则奠定了后世两千年的政治统治模式——伦理与政治结合的双螺旋构架。作为个体的“民”，其道德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绝对服从家国一体的政治共同体。尽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思想凸显了“民本”的统治理念，但个体是政治统治的对象，是道德规范的客体而非主体却是不变的主题。
一、个体道德主体性的萌发——“家国一体”构架的初步解构
时间发展到前近代，出现了“民本—罪君”的“新民本”的思考范式，这种思考范式暗合了近代西方以民主之“公”来否定君主专制之“私”的合法性的社会契约论。这一反传统的思考范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一阐发始于揭示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逆身之偷而使重，逆目之治而使暗，逆口之荡而使默，逆肝肾之横佚而使平，逆心之机械而使朴，无事不与形逆，矫之，强之，拂之，阏之，其不终败者几希矣。”（《默觚上·学篇四》）伦理与政治结合的政治构架此时并未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作为“天”之依附的个体从未成为道德主体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羸弱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认识，个体的道德主体性价值被公开而直接地张扬：“人也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会，五行之秀气也。”（《默觚上·学篇一》）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天然地带有道德自觉性和人格平等性，这两种主体价值的根源是天，“老之本体得于天，人人可以为日，人人可以为月。”（《默觚上·学篇五》）更有甚者认为，人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天”，作为主体的人可以自证自身价值——世间的一切，都是人的“心力”所生发出来。“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这种观点明显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在这种观点下，人本无高下之分，众人人格平等，“所谓侯王者……无贵之可言，积众下而成高，分数之初，无高之可言。”（《默觚下·治篇三》）因此，从本源上来说，“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默觚下·治篇三》）这一重要命题的时代意义在于，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公”“私”分离的政治伦理观，隐约表达了以君权民授取代君权神授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心力”说的提出，突破了对传统的人格意义的“天”的依附，否定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傳统政治伦理中最高的价值来源“天”，直接将人的地位提到“天”之上——人自身就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自己就是最高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天”以及“天子”不再具有最高的权威。这表明，从道德层面认知个体价值的存在开始发端，这为下一阶段民权思想的产生和近代政治伦理的建构埋下了一颗饱满的种子。
洋务运动的历史贡献之一在于，推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想力量，出国任职或考察的亲身经历使得这一股新的思想力量能够突破历史循环论的局限，而运用更为先进的变易史观阐述他们的政治伦理观。“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王韬《变法·上》）。薛福成将这一变化分为三个大阶段，即“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经二千年，“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再经二千年，“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筹洋今议》）。而君主专制制度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弢园文录外编·重民》）
借助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早期维新派在理性上深入了对传统的人格之“天”的消解。他们认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在“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方面“皆得格物至理”，在“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方面，更是“多中人所不及”。郑观应对近代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时文性理之学的一“实”一“虚”的界定反映了这一代思想家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在开启民智、培育道德主体性方面所具有的奠基作用的清醒认识：“实”学即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涵盖了从天学地学到人学，天学“以天文为纲”，而推衍出算法、电学、光学诸艺；地学“以地舆为纲”，而推衍出测量、经纬、种植诸艺；最为关键的是，人学的几乎所有领域“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掌握了“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盛世危言·西学》）。正是由于天学与地学——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使近代西方摆脱了对自然的盲目崇拜，从而摆脱宗教的精神奴役，在短短几百年时间内迅速推动了政治和宗教伦理的分离，实现了精神独立、道德自驭。经过亲身观察和深入思考，早期维新派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羸弱的关键症结在于民智的低下：“横览环球各邦……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读书则智，不读书则愚；智则强，愚者弱……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一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盛世危言·教养》）民智之低下导致民性的堕落，“肤惬垂绝之暮气弥漫于政治社会，国家生机行且息灭，尚望其能富强耶？是故偷、惰二字，实我国人之死症也”（郑观应《答杨君弨伯、梁君敬若、何君阆樵书》）。相比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对人格之“天”的带有唯心色彩的消解来表达政治伦理变革的呼声，早期维新派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之作用的充分肯定，意味着近代中国思想界开始接受与传统政治伦理所代表的等级制完全不同的政治价值体系，传统伦理与近代政治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近代意义的政治伦理初现萌芽，初步揭开了开启民智、改造民性的帷幕，更显示出近代中国政治伦理变革的历史推动力。
